江西
1958年，毛泽东到辽宁抚顺视察工作，市委接待人员向他汇报当地情况时，提到了毛泽青的名字。毛泽东知道这位十弟就在抚顺，便问起他的近况，还提出想见上一面。
没过多久，市委同志来到毛泽青家中传达消息。此时的毛泽青已经病得很重，行动十分困难。听完来意，他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转告主席，就说我出差了。”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亲兄弟多年未见，主席亲自到抚顺，按理说是难得的相聚机会，他为什么要推辞？答案不在这一刻，而在毛泽青一贯的处世方式里。
毛泽青1916年出生于湖南韶山，是毛泽东的堂弟，年纪比毛泽东小23岁。少年时期，他常跟在三哥身后，对这位外出求学、宣传革命的兄长十分敬佩。年纪尚小时，他做不了大事，便帮忙站岗、传递消息，耳濡目染地接触到革命道理。
家庭接连遭遇变故，也改变了这个少年的命运。1929年，毛泽建牺牲；1930年，杨开慧遇害。亲人的牺牲和时代的逼迫，让毛泽青逐渐明白，自己不能只守着乡土过日子。
1937年，21岁的毛泽青辗转抵达延安，终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把他当作普通亲属照顾，而是把规矩讲在前面：“干革命可以，升官发财不要想。”
毛泽青回答得很干脆：“我知道。”毛泽东随后送给他一把手枪。那不是亲情上的特殊馈赠，更像是一种提醒：既然选择参加革命，就要按革命队伍的标准要求自己。
有意思的是，毛泽青并没有被安排去冲锋陷阵。由于文化基础薄弱，他先到毛泽民身边学习会计和物资管理。这个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在数字和账目方面却显出一份灵性，后来进入陕北公学、抗大学习。
在学校里，别人渐渐猜出了他的身份。毛泽青担心亲属关系引来议论，更怕给毛泽东增添麻烦，便改名为“毛万才”，在相当长时间里不主动提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
当时根据地面临敌人的经济封锁，粮食、药品、布匹都十分紧缺。毛泽东问他愿不愿意做物资和经济工作，毛泽青有些不情愿：“我以后还有机会到前线吗？”
毛泽东没有简单回答，而是解释了后方供给的重要性。前线战士缺粮少药，同样会影响作战。毛泽青听明白后，接受了安排。1939年起，他曾在西安等地承担物资联络和运输工作，冒险为根据地筹措纱布、药品等用品，耳部也曾因炮火受伤，留下听力损伤。
他把身份藏得很深，连家里人也只知道他外出谋生。1937年离家后，妻子庞淑谊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两人的婚事在少年时期由家人作主，庞淑谊年幼时便来到毛家。此后，她守着老人和家庭，一等就是12年。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毛泽青才设法给家中写信。庞淑谊赶到长沙与他相见时，才知道丈夫这些年一直在革命队伍中。毛泽青告诉她，自己的左耳已经完全失聪，身体也留下了伤病，问她是否愿意继续共同生活。
庞淑谊没有多说，只表示愿意跟着他。谈到今后的工作，她曾随口问毛泽东能否帮忙安排，毛泽青立刻拒绝：“不能靠三哥的身份谋方便，别给他添麻烦。”
1951年5月，毛泽青被调往抚顺工作，庞淑谊也随同前往。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供应并不宽裕，他的工资不高，一家人的生活谈不上富足。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做普通工作，从不向组织强调自己的亲属关系。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弟弟的生活状况。一次通信和见面中，他看出毛泽青衣服上打着补丁，便送给他皮衣、手表、毛毯和300元钱，叮嘱他给孩子添置衣物。毛泽青起初不肯收，后来才接受了这份兄长的心意。
没想到，这些物品反而引起同事疑惑。有人发现他家里突然添置了东西，便产生猜测。面对审查，毛泽青起初不愿说明身份，直到事情无法回避，才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作证。身份公开后，有人套近乎，也有人暗示他替自己说情，这让他十分疲惫。
后来，毛泽青调离原岗位，重新过起少有人注意的日子。心脏病加重后，医生顾广生劝他可以向组织说明困难。他却认为自己有劳动能力，救济应留给更加困难的人。这样的坚持，未必适合被夸张成传奇，却确实贯穿了他的生活。
所以，1958年毛泽东在抚顺提出见面时，病重的毛泽青没有让人如实转告病情，只托市委同志带话：“我出差了。”他不愿让三哥担心，也不愿让自己的病情和身份成为接待工作的负担。
毛泽东听说十弟“忙于工作”，只称赞他是任劳任怨的好同志。遗憾的是，这次错过之后，兄弟二人再未见面。1974年，毛泽青因身体原因退休；1981年，他在抚顺去世。庞淑谊后来仍靠劳动补贴家用，直到晚年，也很少向外人提起自己与毛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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