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潜伏上海数十年未被发现，凭情报成功救出周恩来，她究竟是谁？

1931年春，上海法租界一处普通住宅附近，黄慕兰接到一条看似寻常的消息：监狱里新押进了一名“共产党大人物”。消息来自饭桌上的闲谈，却让她立刻意识到，周恩来的住处可能已经暴露。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1907年7月18日出生于湖南浏阳。她的父亲黄颖初思想开明，反对女子缠足，也支持女儿读书。1919年，12岁的黄彰定进入长沙周南学校。这里由朱剑凡创办，强调女性自尊、自立，向警予、蔡畅等人都曾在这所学校求学。

一场家庭变故，使她中断学业。母亲病重后，她回乡照料，后来又被家里安排嫁给一个染有恶习、性情暴戾的男子。那段婚姻并非她本人选择，婚后还遭到殴打。黄彰定带伤回到娘家，父母见状后拒绝再让女儿回去，两家交涉之后，这桩包办婚姻才告结束。

她没有被这段经历困住。

读《木兰辞》时，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给她留下很深印象。投身革命后，她改名黄慕兰。1926年前后，汉口妇女运动兴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因压迫和低薪举行罢工，黄慕兰剪去长发，前往汉口参加妇女工作，并在这一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汉口的革命活动，让她接触到杨开慧、何香凝、郭沫若等人，也让她看见了地下工作的另一面。1927年3月8日，她与宛希俨在董必武见证下结为夫妻。两人没有铺张婚礼，只在报纸上刊登结婚消息，并以实际行动拒绝包办婚姻。

大革命失败后，局势骤然转冷。宛希俨被派往赣西南，不久牺牲。黄慕兰当时已有孩子，孩子出生才几天，夫妻便被迫分开。1928年底，为了执行任务，她又把尚未断奶的孩子送到宛希俨父母身边抚养。这样的取舍，对一位母亲而言并不轻松，但地下工作容不得个人安排。

后来，她与贺昌相识并结为夫妻。1931年，贺昌主动前往中央苏区，最终战死沙场。接连失去亲人，并没有让黄慕兰离开秘密战线。她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系统，在潘汉年领导下开展工作。

中央特科的任务并不只是搜集情报，还包括保卫领导、营救被捕同志，以及处理叛徒造成的危机。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严重威胁，许多联络点和交通线必须重新安排，任何一个细节失误，都可能牵连多人。

关向应被捕后，敌人在其住处搜出一箱文件。文件内容复杂，敌方一时难以辨认。周恩来决定设法取回其中的关键材料，避免组织机密落入敌手，同时争取营救关向应。黄慕兰负责外线活动，潘汉年负责内部联络。

她能够承担外线任务，与上海社会关系有关。黄家在当地有一定声望，她本人又善于交际，公开出入并不突兀。组织选中的突破口，是上海律师陈志皋及其家族。

一次会面中，黄慕兰以亲属被误捕为由，请陈志皋出面辩护。陈家长辈了解情况后，愿意帮助这名“被误认为共产党”的嫌疑人。黄慕兰顺势与陈家建立关系，后来被陈家长辈认作义女。这个身份看似是私人交往，实际却给营救行动增加了一层掩护。

然而，释放关向应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法官当面答应，转身却迟迟不办。就在此时，意外情报从一次饭局中传出。陈志皋的同学曹炳生在巡捕房任翻译，席间谈到一名刚被捕的共产党高级人员。

“那个人有什么特征？”陈志皋随口问道。

曹炳生压低声音说：“满口金牙，只有九根手指，已经招供了。”

黄慕兰听到这里，立即判断出对方极可能是向忠发。向忠发原本应当转移，却因在途中停留而被捕。她借口身体不适离席，回到住处后迅速把情报转告潘汉年。

向忠发与周恩来曾住在同一处，手中还可能掌握周恩来住址和行动线索。潘汉年随即设法将消息送给康生，再由康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及时转移，敌人随后带着向忠发前往原住处搜捕时，屋内已经人去物空，重要文件也完成转移。

这就是标题中“救出周恩来”的关键所在：黄慕兰并非从监狱中把周恩来救出，而是通过偶然获得的情报，帮助组织提前发现危险，使周恩来避过了一场突袭。

得知向忠发已经被捕后，黄慕兰还担心关向应的身份是否被供出。她再次从陈志皋处打听消息，对方透露，向忠发尚未正式审讯便被内部人员抢功杀害，相关口供没有形成有效材料。关向应的身份因此暂未暴露。

营救行动进入收尾阶段。陈家长辈通过关系接触负责文书的人员，又投其所好送去烟品，最终促成关向应获释。整个过程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更多是身份掩护、关系周旋和信息判断。地下工作的危险，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此后，黄慕兰继续留在上海从事隐蔽工作。她曾申请前往延安，但组织认为她在上海拥有特殊社会关系，仍可发挥作用，便没有批准。她长期使用合法身份活动，直到晚年才逐渐公开部分经历。

1993年，黄慕兰离开上海，定居杭州。2011年，她迎来105岁生日。2016年6月28日，黄慕兰在杭州逝世，享年109岁。她留下的革命经历，涉及汉口妇女运动、中央特科情报工作，以及1931年上海地下党应对叛变和营救同志的复杂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