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看到一个名字，立刻派人找到此人，他曾救了红军9万人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在北京看到一份名单，目光停在“莫雄”两个字上。这个名字并不显眼，却牵连着中央红军长征前最危险的一次生死关头。毛泽东随即嘱咐叶剑英设法寻找。对一位长期在国民党阵营任职的人，为什么如此看重？

答案不在战场上的一声呐喊，而在一份秘密情报。

1934年，莫雄任国民政府江西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地在德安一带。表面上，他肩负“围剿”红军的任务；实际上，他早已通过刘哑佛、严希纯等人，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建立联系。

这并非一时冲动。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望埠，青年时期参加同盟会，曾投身广东革命军，在黄花岗起义、讨伐陈炯明以及北伐等重大行动中都有经历。后来，他因政治局势变化几度沉浮，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有意思的是，莫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公开站到共产党一边。1930年前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经人介绍结识了周恩来、李克农等人。接触越深，判断越清楚。1932年，他还担任税警总团团长，参加淞沪抗战；但到了1934年，蒋介石却把他调往江西，要求他参与“剿共”。

这份任命，对莫雄来说既是危险，也是机会。

当时，蒋介石在庐山部署第五次“围剿”，制定了严密的军事计划，企图以堡垒和重兵构成封锁线，将中央红军困在中央苏区。莫雄凭借职务之便，接触到了相关绝密文件。他没有把情报留在手里，而是交给了地下工作人员。

接手任务的是项与年。

文件必须尽快送到中央红军手中，但沿途盘查严密，正常身份根本无法通行。项与年砸掉门牙，化装成衣衫褴褛的乞丐，辗转赶往瑞金。这个细节听来近乎惊险小说，实际上却是当时地下交通中常见的残酷选择：身份一旦暴露，等待他的就是逮捕和处决。

据相关回忆，项与年将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后，中央据此判断敌军部署，开始研究突围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踏上长征。长征并不是由一份文件单独决定的，但莫雄提供的情报，确实为中央作出战略决策争取了宝贵时间。

所以，民间常说他“救了红军9万人”。这个说法强调的是情报的关键作用，并不意味着长征胜利只靠一个人的行动。真正完成突围的，还有红军将士的作战、地方群众的掩护，以及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下的判断。

莫雄的处境也因此更加凶险。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不得不继续保留国民党方面的职务，有时还要作出追剿姿态。明面上的命令与暗中的选择，像两条绷紧的绳索，稍有差错，便可能暴露。

1938年，莫雄任广东南雄县县长兼游击司令。当地监狱里关押着不少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和进步人士。他利用职权释放了大批被捕人员，其中包括二十四名重要干部。此后，他还通过秘密渠道向抗日武装提供药品、物资和情报。

有人劝他谨慎些，他只回答：“该做的事，总得有人去做。”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符合莫雄一生的做派。他不是隐蔽战线中最有名的职业情报人员，却有国民党军政系统的身份、阅历和关系，能够在关键位置发挥作用。正因如此，他承担的风险也格外大。

抗战胜利后，莫雄仍在广东任职。1948年，他出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国民党统治即将崩溃之际，广州方面开始搜捕共产党地下人员，莫雄也被列入危险名单。为避开追捕，他前往香港。

广州解放后，叶剑英负责接管工作。毛泽东点名寻找莫雄，并非为了给他安排一份普通职务，而是对他在长征前后所作贡献的确认。1949年11月，莫雄回到大陆，后来担任北江地区有关治安工作。1951年起，他在广东省参事室任职，1955年任副主任。

1956年，莫雄和项与年受邀参加国庆活动。多年沉默的情报工作，终于获得了组织上的正式肯定。莫雄没有成为冲锋陷阵的名将，却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中，把一份文件送到了该到的人手里。

1979年，他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莫雄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那份改变红军命运的情报，早已成为档案中的历史，而“莫雄”这个名字，也由此与长征出发前的那场惊险突围紧紧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