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8日,北京中南海,病重中的毛泽东仍在听工作人员读报。此时距离他生命结束只剩不到一天,身体已极度虚弱,却依然关心国际局势,尤其注意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政治动向。
这不是普通的新闻阅读。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突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于9月29日同周恩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台湾问题、战争赔偿、两国邦交,件件都牵动着中国的安全环境。
毛泽东晚年仍在关注日本政局,说明中日关系并没有因为文件签署就彻底完成。两国之间还需要建立稳定的政治互信,也需要把外交成果转化为长期合作。这个任务,后来由邓小平接了过去。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率团访问日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抵达东京后,日本方面举行了隆重接待。园田直亲自到机场迎接,邓小平还乘坐新干线,参观日产汽车、松下电器和新日本制铁等企业。列车速度之快、工厂管理之细,都给中国代表团留下了直接印象。
有记者问:“您对日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邓小平回答:“要向日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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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恰恰相反,正因为清楚战争留下的伤痕,中国才更重视用条约和外交机制把两国关系固定下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也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较为稳定的周边条件。
但在邓小平看来,外部关系有所缓和,并不等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全部解决。台湾海峡仍然横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背后还有美国的军事和政治介入。
1949年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后,两岸长期隔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原本可能迅速解决的军事问题,逐渐演变成复杂的国际问题。1958年金门炮战持续多年,既有国共之间的对抗,也有大国角力的影子。
毛泽东没有看到台湾回归,邓小平接手时,武力解决已经不再是唯一选项。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同时提出通过交流和谈判完成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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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没有承诺永远放弃武力,也没有把和平统一排除在外。几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统一问题因此更加复杂。
邓小平开始寻找一种既能维护国家主权,又能照顾台湾社会现实的办法。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提出台湾可保留军队、实行特殊社会经济制度,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邓小平后来把这一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这套方案并不是简单的行政接管,而是希望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允许台湾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统一。
1982年,邓小平通过廖承志致信蒋经国,呼吁两岸结束对立。信中既谈国家民族,也谈两个人的家世渊源,语气比过去的政治檄文平和得多。随后,大陆又提出通商、通航、通邮以及人员往来等设想。
台湾方面的态度也曾出现松动。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同年11月,台湾居民获准赴大陆探亲,封闭近38年的两岸民间往来终于打开缺口。
遗憾的是,局势没有沿着预想的方向继续发展。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两岸关系中的关键联系随之中断。此后,统一议题仍被反复讨论,但邓小平期待的和平统一方案并未在台湾落地。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推动中日关系完成制度化,也把“一国两制”从设想变成了香港、澳门回归的实践方案。只是台湾问题,仍停留在两岸长期谈判与历史进程尚未完成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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