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准备不进联合国，为何后来改变主意：我们派代表团去

1971年10月26日，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带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报走进毛主席的住处。电报内容很短，却改变了中国外交史的一个关键节点：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然而，几天之前，毛主席还明确表示：“今年不进联合国。”前后态度为何变化？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渴望进入联合国，而在于进入联合国的条件，能不能守住一个中国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仍被台湾当局代表占据。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致电联合国，正式提出取消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的权利。

这封电报，实际上划定了中国的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代表不能继续占据中国席位。中国要恢复的不是一个新席位，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权利。

美国长期阻挠这一要求。1950年联合国大会曾设法把中国代表权问题拖入特别委员会，结果没有得出结论。此后，美国又推动所谓“延期审议”，让台湾当局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表面上是程序问题，实质上却是在维持旧的政治格局。

但局面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亚洲、非洲国家陆续摆脱殖民统治，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越来越大。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有关中国代表权的提案虽以66票通过，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却已获得51票。差距正在缩小。

1971年，国际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之间的接触逐渐公开化。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松动。美国方面表示，可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但又提出保留台湾当局代表的问题。

这正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最警惕的地方。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保留台湾当局代表，实际上就会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周恩来对此态度十分明确：“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模糊余地。

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向联合国提交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美国随即推动两项安排：一项把驱逐台湾当局代表说成“重要问题”，要求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另一项则主张所谓“双重代表”。

毛主席看得很透。即便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获得通过，只要美国推动的“重要问题”提案成立，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就会变得异常困难。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在当时看来，若联合国无法彻底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不进去，也比带着后患进去更稳妥。

10月20日，基辛格再次抵达北京。毛主席在中南海询问代表们对表决结果的判断。按照当时的估算，支持“两阿提案”的票数大约只有六十票上下，而联合国会员国当时已有131个，形势并不乐观。基辛格离开北京时，仍相信美国的两个提案能够获胜。

可是，表决过程很快打破了美国的盘算。10月25日晚，联合国大会先否决了推迟表决的动议，随后又否决了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美国试图设置的程序门槛没有建立起来，所谓“双重代表”方案也失去了基础。

接着，“两阿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台湾当局代表在表决前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得到彻底解决，没有留下“两个中国”的制度空间。

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国外交部门其实没有为立即派团参会做好充分准备。10月26日晚，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重点核实一个问题：联合国决议是否已经排除了台湾当局再次进入联合国的可能。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向毛主席汇报。

当晚，毛主席作出决定：“我们派代表团去。”乔冠华担任代表团团长，黄华任副团长，熊向晖等人参加代表团工作。黄华此前刚到加拿大任大使不久，周恩来还专门考虑如何向加方说明调动安排。

这一决定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因为联合国大会已经按照中国坚持的原则解决了代表权问题。毛主席此前说“不进”，针对的是带有“两个中国”后患的方案；后来决定“派代表团去”，则是确认第2758号决议没有接受美国的双重代表安排。两句话看似相反，实际坚持的是同一条底线。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乔冠华在大会发言，黄华随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从此不再是外交上的争取目标，而成为联合国体系中已经完成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