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6年春节，北京怀仁堂。国民党原总统府中将参谋唐生明刚走进观众席，陈赓便认出了他。多年未见，两人没有寒暄太久，陈赓径直迎上前去。一个是黄埔一期，一个是黄埔四期，既是校友，也是有过共同经历的老朋友。
陈赓把唐生明带到毛泽东面前，笑着介绍：“主席，这是我的学弟唐生明。”
毛泽东看了看唐生明，又问陈赓：“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吗？”
陈赓一时没有答上来。唐生明接过话头：“我曾经是毛主席的学生。”
这句话听起来颇为出人意料。唐生明比毛泽东小十多岁，后来却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中将，两人的身份相距甚远。可这段师生关系，确实发生在长沙。
1920年秋，毛泽东受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邀请，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持校务。那时的唐生明年仅十四岁，正在附小高小部读书。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领袖，而是一名重视教育、热心社会改造的青年教师。
唐生明出身湖南东安唐家。其兄唐生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家中经济条件较好，他从小便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进入附小后，他与毛泽东有了较多接触，毛泽东对这个聪明、机敏而又有主见的学生颇为欣赏。
那段经历并未让唐生明走上教书道路。军阀混战、列强压迫的现实，使许多湖南青年把报国之路寄托在军队之中。1924年春，唐生明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1926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0月毕业后参加北伐，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军旅生涯来得很快，但真正影响他的，并不只是军衔和职务，还有北伐途中接触到的共产党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唐生明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曾与陈赓等黄埔学生联名通电讨蒋。他的兄长唐生智当时也站在反蒋一边，并于同年率部东征，迫使蒋介石一度下野。
唐生明没有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但据相关回忆和史料记载，他曾以自己的渠道提供枪支弹药。秋收起义期间，有人从他那里获得了数百支步枪及相应弹药。这种援助并不等于公开投身起义，却说明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
抗战时期，唐生明长期活动于国民党军政系统，担任过长沙警备代理司令、常德警备司令等职。他交游广泛，既同蒋介石方面有联系，也与汪精卫集团中的一些人相识。正因为如此，1940年前后，蒋介石曾安排他前往南京汪伪政府，承担秘密策反和情报工作。
这份工作危险性很高。唐生明利用旧日关系，搜集汪伪方面的情报，并设法分化其中人员。表面上，他身处敌伪势力之间；实际上，却在为抗战阵营传递消息。这样的身份，注定不能公开，也很难用一纸任命来解释。
抗战胜利后，唐生明留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潘汉年等人有了联系。国共谈判破裂、内战扩大之后，他逐渐认定蒋介石并无真正和平建国的打算，于是开始参与策反和争取国民党内部人员的工作。
1948年10月，唐生明与兄长唐生智商议在上海开展活动。到了1949年春，他返回长沙，协助陈明仁促成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后，陈明仁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唐生明担任副司令员。
有意思的是，这位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中将的人，后来并没有被简单地按照旧职务处理。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参与了“两航起义”相关工作，帮助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一些爱国职工从香港驾机返回大陆。1949年11月，两航起义使大量航空器材和技术力量回到新中国，对当时的民航建设具有实际意义。
1954年，唐生明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参事。此后，他多次往返香港、澳门和内地，在对外贸易、联络各界人士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对于一个曾经身处国民党军政系统、又长期参与秘密联络的人来说，这种安排既体现了对其历史作用的认可，也反映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复杂性。
1987年10月24日，唐生明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怀仁堂那次见面，毛泽东所说的“我什么人”，并不是一句普通玩笑，而是点出了两人早年在湖南师范附小相识的特殊渊源。成年以后，他们走过不同道路，最终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重新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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