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旧瓶装新酒”：茂飞“大屋顶”建筑和复旦简公堂

李登辉校长站在新落成的简公堂门前，背景为奕住堂。

坦率地说，四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跨进复旦大门时，对校园环境是有一丝丝失望的。学校最“古老”的校舍在西侧的大草坪一带，除了中文系、经济系合用的那栋楼（奕住楼，现校档案馆）属于中西合璧的类型外，历史系所在地一百号，新闻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合用的二百号（简公堂，现博物馆）、三百号教学楼，以及大礼堂（相辉堂），都是简易的四坡顶，朴素实用，难言瑰丽。校内最洋气的楼是数学系（子彬院），用四根爱奥尼奥柱子做成的前廊，许多照片都跑到这里取景。

后来才知道，复旦西草坪这组建筑才是大有来历，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它的价值却还不被建筑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所重视，甚至不被复旦师友所知晓，所以应当好好说一下。

一

清末民初，国内现代大学开始萌发，起初借衙署、祠堂空房使用。但大学不同于旧式书院，有文理工医分科，需要大体量校舍和校园。此后中国大学校舍分作两种类型：一是中式大屋顶与现代化屋身相结合的建筑，可以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大随园校区）、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为代表；二是纯粹西洋风格的建筑，可以清华大学早期“四大建筑”、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为代表。承担大学校园设计的建筑师事务所，在1930年代以前也可分为两种：一是美国建筑师茂飞的事务所，另一种是“其他”（other）。

茂飞（又译墨菲，Henry K. Murphy），1877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专业。1908年他与哈佛毕业的丹纳（Richard H. Dana, Jr.）合伙开办了建筑师事务所。

美国建筑师茂飞

茂飞丹纳事务所深耕民国大学设计，是两种建筑类型通吃的。“大屋顶”类型，它的代表作是雅礼大学、复旦大学、福州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及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部分建筑；西洋建筑样式，包括清华大学、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

茂旦洋行设计的燕京大学

茂旦洋行设计的清华大学礼堂

为什么还有的要叫“其他”？因为这些事务所或建筑师基本上只承担了一所大学的设计委托——包括英商通和洋行设计的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英国建筑师荣杜易设计的华西协和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加拿大建筑师何士设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设计的武汉大学，比利时建筑师格里森设计的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区）。美国帕金斯事务所设计了两所：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和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1930年以前，能够独立承揽大学校园规划设计的华人事务所极少，除河南大学本校留学海归老师李敬斋、许心武设计了教学楼和大礼堂，南开大学由基泰工程司设计外，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医学院及中山医院的主要建筑都是1930年代的产物，且对茂飞多有模仿。交通大学的校园规划者福开森不是建筑师，和中央大学一样，它们的校园建筑，都是不同事务所分别建造的。

中式宫殿式屋顶与现代化屋身相结合的建筑，人们通俗地称其为“大屋顶”，最初是教会大学提出的要求，许多欧洲、美加建筑师为其设计作出探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成果，最后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中的一种类型，被称作“中国固有式”，茂飞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1920年代以后，吕彦直、杨廷宝等本土建筑师又在此基础上持续创新。

二

大学校舍造“大屋顶”，这起初是教会的需求，目的是贴近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解决传教中的文化冲突。

近代中国西风东渐，带来工业化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同时基督教向东扩张，也引发东西文明的剧烈冲突。对传教士而言，他们来华的目的，就是用基督教征服中国，这是他们在全世界建立“神的国度”宏愿的一个部分。

由于基督教文明与中华传统文明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而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家学说采取敌视态度，所以在1858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基督教传教合法化后，传教士开始大批进入内地，激起民众不满和教案冲突，加之各种中外矛盾及领土瓜分带来的危机，引发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华北、东北省份的教堂几乎全被焚毁。这种打毁事件，既有信仰的碰撞，也有对异类建筑物的抗拒。以下二图可以看出当年中外宗教建筑形态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文化在云南深山中的冲突。

左：云南丙中洛普化寺，本地民众原来信奉藏传佛教。刘建明摄影。右：传教士修建的丙中洛重丁教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部分传教士提出将传教重点从下层贫民转向上层社会，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精英、再由他们去影响社会，是一条捷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1895年）和格致室（1899年）是最早采用中式屋顶西式屋身做校舍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格致室，采用江南园林起翘的屋顶。

雅礼会是耶鲁大学海外传教团的组成部分，1902年10月，雅礼会在长沙建立雅礼大学。1914年，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的代行机构育群学会商定创办湘雅医学院。雅礼会认为，宣教的灵魂必将驻于建筑的躯壳之中。要尽可能地削弱建筑物外观上的外国特征，淡化美国身份，缓和中西文化观念上的对立。1913年，雅礼会委托校友所办茂飞丹纳事务所进行雅礼大学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长沙项目成为事务所业务和茂飞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茂飞和他的合伙人此时尚未到过中国。中国建筑特征，当时认定就是中式屋顶，他们在美国收集各种图片，然后加以发挥，并于1913年12月绘就图纸。茂飞1914年首次来到远东出差，他用“惊喜”形容自己初到北京的体验，赞誉“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群组之一”，认为堪比第一次目睹圣彼得大教堂的感受，并将中国建筑与两种古典风格——希腊式和哥特式相提并论。根据实地体验，他对所拟雅礼方案做了修改。

雅礼校园位于长沙城北麻园岭，坐东朝西，面向湘江，以图书馆为终端，其它建筑依草坪平行排列，亦是坐东朝西，而非南北方向围合。路南为湘雅医学院。两校屋顶均为北方宫廷风格，改变了圣约翰、华西协和以南方园林飞檐翘角来合成的做法，使得大屋顶更加程式化。事情有点幽默，清王朝在1912年退出历史舞台，皇家宫廷风格却成了洋建筑师汲取灵感的对象。毕竟宫廷式样更为端庄，更容易抽象出具有普遍规律的建筑语言。雅礼建筑物的屋身奇数开间，安装矩形格子门窗，在水泥柱上涂饰红漆。这些设计后来被广泛继承下来。大屋顶建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屋身是现代建筑，有各种电气、暖气、热水和卫生设备，是所在城市最时髦最舒适之所在。

茂飞所作雅礼大学校园规划，雅礼大学、湘雅医学院分居马路（红线）两侧，图右红圈内建筑是湘雅医院红楼。

细看对雅礼/湘雅校园设计，这些华洋折衷建筑刚在起步，并不成熟。大屋顶开老虎窗，令中国人感到怪异。湘雅医院大楼（红楼），坐南朝北，平面为三合院布局，正立面在琉璃瓦屋顶上加了眺望凉台。雅礼的建筑，在抗战时被全部烧毁。

1914年的中国之行，茂飞还揽下清华大学建校初期校园规划和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四大建筑”设计。根据校方要求，这些建筑为欧式风格，位于校园核心区，茂飞驾轻就熟地完成了设计。

1918年7月，茂飞再次来华，检查雅礼和清华项目实施进展，并在上海外滩有利大楼六楼，设立事务所的东方分部，中文名茂旦洋行，派美国建筑师福赛斯主持日常业务。对茂飞来说，在中国开拓业务，既是生意，也包含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欣赏和敬意。

三

我本来有个模糊的误解，以为复旦校园规划是茂飞成功后，学校慕名请他做的设计，最近看了史料，捋了时间顺序，才发觉恰恰相反。这是茂飞继雅礼和清华之后做的第三个大学规划，是他真正到中国观察传统建筑后的第一次“大屋顶”原创设计，孕育着他后来各种构型的萌芽。

1918年春，茂飞在从旧金山前往东方的“高丽”轮上，结识了美国驻沪前领事田夏礼，田夏礼把他介绍给代理领事博金式。7月在上海，博金式将其引见给复旦校长李登辉，交谈下来，发现他们竟然同为耶鲁大学1899级校友。李登辉告知复旦刚从江湾买下土地，准备建设新校园。茂飞当即提出方案：“复旦的建筑将采用尽可能纯粹的中式风格，并根据现代需求进行适配改造。”

茂飞向合伙人报告复旦大学项目信件手稿

茂飞在1918年7月10日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说：

李博士便邀请我与他及庶务长叶先生一同前往考察。新校址位于上海北郊，距离市区约五英里，毗邻江湾跑马场（复旦大学现址位于上海西郊，校舍是数年前为纪念李鸿章而建的一座祠堂）。田夏礼先生与校方就校址事宜展开商议，并颇为得体地介绍了我们在东方地区承接的其他院校项目。之后，李校长便委托我为复旦大学新校区的建筑群进行规划设计！这一进展比我预期的要快上不少，不过考虑到福赛斯几日之后便会抵达，我承诺在一周内拿出总体规划方案，供李校长与叶先生审阅。

根据茂飞描述，新校址占地约一百五十二点四米乘以二百七十四点二米，空间有限，拟将运动场与校园合并布局。首期建设两栋宿舍楼、一栋教学楼，“采用纯粹的中国风格，尽可能适配现代功能，预算允许的情况下采用防火结构”。规划总造价三十万美金，分三期完工，可容纳六百名学生；方案设想校园入口设八角形中式礼堂，两侧搭配游廊，形成仪式化景观。

这封信表明，复旦校园规划是在1918年7月就委托给茂旦洋行。茂飞来华后对中国传统建筑所产生的强烈喜爱和在雅礼/湘雅的首次试验，加上事务所在美国曾经设计卢米斯学校的经验，他迅速形成了对复旦校舍设计的想法。

1918年12月10日，茂旦洋行致函复旦大学：

询问李博士，是否由福赛斯夫人在1918年12月绘制大幅鸟瞰图，待李校长批准后，尽快在1919年初完成1/4英寸比例的施工图及规范说明，以避免李博士就延误问题提出批评。

随后，绘图员周先生为一张复旦鸟瞰图勾勒出线条轮廓，福赛斯夫人用水彩进行渲染。复旦采用纯粹的中国风格，尽可能适配现代功能，预算允许的情况下采用防火结构。

四

复旦校园的设计是大有来历的，它仿效的源头，是大名鼎鼎的弗吉尼亚大学术村。

先说两组数字。

美国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很少的国家，仅有十三处，其中以建筑类列入的有九处：三处是原住民建筑，二处是西班牙早期殖民时代军事堡垒和教堂，二处是纪念独立的历史性公共建筑或雕塑，一处是二十世纪现代建筑，只有一处蒙蒂塞洛庄园和弗吉尼亚大学，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退休后设计的古典复兴建筑及近代大学校园建筑。

全球有五座大学校园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其中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代表高墙封闭的修道院式中世纪古老大学。西班牙埃纳雷斯堡阿尔卡拉大学代表经过规划设计的多座独立学院构成的城镇大学，相较于牛津、剑桥那种逐渐生成发展的大学城，它具有整体规划性。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城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大学城都是二十世纪整体规划现代大学校园典范。惟有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抛弃了修道院高墙院落，也抛弃了分散在古老城镇里的多学院模式。他认为把大学设在一栋巨大的房子里是愚蠢的，希望在自然空间中创造良好的环境，学生置身其间，共享学习氛围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1817年至1826年间设计建造了理想中的“学术村”，以大草坪为中心，草坪北部是仿效罗马万神殿的图书馆。草坪两侧各设置五个教授馆，教授馆之间是学生生活用房做成的连廊，从而形成边界清晰、自成一体的专属区域。弗吉尼亚大学开创现代大学校园布局范式，此后大量美国州立大学，均转向修建分区明确的完整校园，教学楼、宿舍、运动场与城区严格分离。这种方案亦由茂旦及其他事务所传到中国。除了民国初年的老北大各个系科和宿舍分散在沙滩一带街道胡同之外，其他大学都建立了相对封闭的校区，交大也是美式环中央草坪的方院式布局。

茂飞事务所1913年设计康州卢弥斯学校和后来设计纽约曼哈顿学院时，仿效了弗大路数。此时又在复旦的校园规划再次做了移植：以楼阁式礼堂居草坪顶端。草坪两侧各建三幢教学楼，呈面对面围合式排列，礼堂对面是学生宿舍。轴线、对称、开阔的草坪，比雅礼大学的顺向排列更像学术村。

杰弗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约翰·塞尔兹绘制，1856年。

杰弗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圆形大厅两侧，各五幢教授馆。

茂飞丹纳事务所1913年设计的康州卢弥斯学校（卢弥斯学校官网）

茂旦洋行设计的复旦校园图，右侧中间为简公堂，左侧为第一学生宿舍，即今相辉堂位置。右侧中间规划为八角缵尖礼堂，实际建造的是奕住堂。简公堂对面的建筑方案没有实施。

由于复旦是私立大学，经费拮据，至1922年仅建成草坪西侧的简公堂、南侧的奕住堂和北面的第一学生宿舍（今登辉堂地块）及中式校门。1925年，在郭任远代理校长期间，在草坪东侧修建子彬院作心理学院，又筹款在简公堂北面建造心理学院实验中学（今三百号）。此后，1930年为奕住堂增添两翼。1933年通过发债集资，建造了大屋顶的一百号楼，校舍和学生宿舍逐渐增多，但东部围合破局，茂飞的整体规划在无形之中被后续领导放弃了。

复旦大学在抗战前，陆续建成一批校舍。从左侧起，依次为第一学生宿舍（现相辉堂位置）、体育馆、第四学生宿舍、子彬院、东宫（女生宿舍）。虽然多数亦有“大屋顶”，但茂飞规划方案已被放弃。

五

茂飞事务所设计雅礼大学/湘雅医学院大屋顶时，屋顶空间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必须使用的，这是洋人处理坡屋顶的惯例，所以雅礼的歇山顶就开出窗户，里面可以做宿舍。此外还在歇山顶上叠楼阁。

雅礼大学的大屋顶上开着老虎窗

湘雅医院大屋顶上有楼阁

这些异想天开地开的设计，不仅涉及中国人能否接受，也涉及这种构想本身是否具有美感。茂飞毕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1910年代虽然还没有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成果，但北京故宫和遍布全城的寺庙可供观摩，他还购得日本帝室博物馆编纂、摄影师小川真一拍摄的《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1906年出版，照片摄自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时），可以仔细核对建筑物的各种比例关系，控制建筑物的空间效果，使得展现的屋顶形态更为和谐。自从来过中国后，茂飞和他的同事们显然感悟和改进都很快，一些奇怪的设计不再出现了。

茂飞设计的复旦大学第一座建筑简公堂是这样的：

1920年代简公堂

由于仅存寥寥无几的照片，我们不知道茂飞设计简公堂屋顶的详情。但福建协和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迄今都还保留着原来的结构和样式。

比如歇山顶，为了避免屋顶过长显得单调，建筑师特意将中部抬升，形成横向三段式以丰富造型。这种手法，在西式建筑中常见，清华体育馆就是案例。将其转化成“大屋顶”形态，是对中式屋顶造型做出的新创意，首先用在雅礼大学图书馆设计，雅礼因资金不足，工程未及上马，简公堂就先落地了。茂飞、丹纳都受过美国学院派训练，其源头是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 de Paris体系，音译简称“布扎”），这套体系的核心特点，是把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法则整理成标准化教材，严格强调中轴线对称、立面三段式构图、比例模数和仪式化布局，追求空间秩序，恰好与中国宫廷建筑的要素相吻合。中间歇山顶再加两翼歇山顶的造型，后来成为茂飞“大屋顶”的常用定式。茂飞在燕京大学还发展出中间歇山式两翼庑殿式和中间庑殿式两翼庑殿式的变体，在福建协和，尝试过中间硬山式两翼硬山式。传统中式古建筑没有此类对称复合屋顶，茂飞不受古代建筑等级制度束缚，仅以视觉均衡、空间实用为核心，新式造型快速被国内民众接受，在一些建筑招标文件中还被称作“中国固有形式”。

清华体育馆，外立面是西洋风格，门廊立多立克柱子。其横向三段式立面，和后来金陵女大、燕京的大屋顶体育馆，是同一种布局的不同表现风格。李辉翔摄影。

丹纳设计雅礼大学图书馆，首创正面歇山顶，两翼再接出一组歇山顶。

金陵女大一百号楼，外观与简公堂类似，中间歇山顶更为高举，两侧形成歇山式耳楼。

燕京大学贝公楼，中间是歇山顶，两侧接出庑殿式耳楼。

燕京大学第一体育馆，中间是庑殿顶，两侧耳楼也是庑殿顶。

除外表追求中式之外，茂飞特别强调实用性，使用各种新材料和西式结构。在如今废弃不用的福建协和大学的中式屋顶下，我看到里面不是抬梁结构，而是轻巧的木桁架，因此能作教室和图书馆使用。进而在1920年代的燕京大学，就更发展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桁架了。

茂飞将其建筑实践比喻为“旧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一个聪明的旁白，鲜明地凸现了我们正在燕京大学的工作，那就是采用旧的中国建筑样式，加上新的加强混凝土施工技术。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作“新瓶装旧酒”——因为我喜欢把我们对于中国建筑的转适想作是：像燕京这样的机构奉献给中国的崭新教育，被旧的布置装点着……过去时代那些伟大中国匠人遗留给我们一些最好的旧建筑，我越是深入探究它们的美丽，丰富和尊严，我就越有把握，我们的努力中的耗费和烦扰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正把这些美妙绝伦的艺术从考古学的兴趣变换为活生生的建筑，我们正为中国、为世界保存他们辉煌的遗产。

抗战初期，复旦校园遭到日军攻击。李登辉校长悲愤撰文：“复旦校舍，本非以宏伟瑰丽著称，然此区区百亩内之一楼一阁一亭一池，莫不为全校师生努力合作，以及社会人士热烈扶持之结晶。”“开战未及经旬，此数十年经营之校舍，已几于全部毁灭矣。”

1937年8月，日军入侵复旦校园，简公堂遭到严重破坏，第一学生宿舍被毁。

汪伪时期曾对劫后建筑做过修缮，简公堂的大屋顶被简化成一个细长的斜坡，略去横向三段，单调朴素得像职工宿舍。我进复旦读书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模样：

简公堂修复后屋顶改成简易坡顶。注意正立面有四组双柱并列的附墙柱。

六

用“旧瓶装新酒”的时候，茂飞还有很多尝试。在复旦简公堂和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大的外墙面上，他尝试用了巴洛克式双柱并列的附墙柱。

附墙柱是指凸出并依附于墙体表面的柱子，结构类型主要分为砖柱和混凝土柱两种。早期茂飞建筑是砖混结构，它与中式木柱独立支撑不同，是与墙一起整体受力，加强墙体的刚度，同时也是外立面装饰的一种手段。在巴洛克教堂兴起的时候，双柱并列的附墙柱是一种创新形式，其中罗马耶稣会教堂被认为最早采用这种设计。1702年，传教士在北京新建蚕池口教堂时，也引进这种风格，而把双柱式移植到“大屋顶”建筑的中式氛围中来，则是茂飞的创举，传统中式建筑是没有成对并列的柱式结构的。

金陵女子大学三百号楼，安排了六组双柱。

左：罗马耶稣会教堂被认为是第一座巴洛克建筑，其正立面安排了成对半圆和方形附墙柱。后来被普遍效仿，成为巴洛克风格的标配。右：1702年建成的北京蚕池口教堂，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双柱巴洛克建筑。该堂现已不存。

设计湘雅医院时，由于不知斗拱用途，图纸也在美国绘制，所以斗拱成了一种生硬奇诡的水泥装饰物，与梁柱无结构关联。在福建协和大学，茂飞取消斗拱，钢筋混凝土立柱直接和屋架结合在一起，看上去简单，却缺乏中式建筑的韵味。复旦简公堂照片模糊，又无原始图纸，不知是否做了斗拱，但参考福建协和大学，我推断应该没有。

湘雅医院的斗拱装饰

福建协和大学理学院（左）、文学院（右），正立面有双柱，柱头上没有斗拱。

1918年7月，金女大校长德本康夫人在给茂飞的信中表示：女大校舍除了屋顶之外，“我希望它们在屋顶之下的东西也是中国化的”。按照甲方要求，茂飞加入装饰性水泥斗拱，但原有双柱形制予以保留，由此产生明显设计缺陷：双柱间距狭小，斗拱沿额枋均分排布，部分斗拱没有落在柱顶，违背了斗拱“柱上承挑”的基本原理。金女大的图纸多为入职茂旦洋行不满一年的绘图员吕彦直在纽约绘制，反映出当时建筑师对中式木作体系理解存在局限。

金女大300号、100号建筑中斗拱与柱头错位

毕竟这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初步尝试，它早于营造学社成立十年，此时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尚未展开，可以宽容而非苛责。此后设计燕京大学时，茂飞放弃了引发争议的双柱，设计语言趋于成熟规整，不再出现斗拱错位。他还仿效通州密檐燃灯舍利塔，用钢筋混凝土制作了古朴复杂的斗拱和屋檐，建成校内的水塔。燕京大学是茂飞“大屋顶”建筑的巅峰之作。

七

1926年，燕京大学主要建筑基本完工，茂飞第六次来华，并首次在讲座和文章中尝试将其“大屋顶”风格作出理论总结，提出其首创的“适应性建筑”和“中国建筑的五大要素”：一、特有的反曲屋顶；二、有秩序的建筑排布，强调轴线关系以及在建筑群之间有规律地穿插四方院落；三、明确的结构关系，例如斗拱和柱子；四、华丽的色彩；五、大体量石造基座。这些要点，今天看来虽然较为外在，但却是当年茂飞做设计的不二法门。

前些年，上海体育学院修缮了校园内的老市政府办公楼（1933年落成），重现其大屋顶建筑的辉煌。建筑似乎和其他工业设计不同，没有版权，可以模仿，这种中间歇山、两翼庑殿顶的造型，仿自燕京贝公楼，更早的创作源头，来自直线不过二公里远的复旦简公堂。这座建筑按“中国固有式”要求招标，设计师为海归未久的董大酉，与茂飞的“五大要素”全部契合，把西方学院派建筑的纵向三段式（基座、屋身、屋顶）和横向三段式都包含进去了。

1930年代“大上海计划”时建造的市府办公楼

1930年代，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中山医院兴建两座一样的大楼，黄色琉璃瓦歇山大屋顶。奇妙的是，屋顶上开出老虎窗，令人想起雅礼/湘雅的设计。其实这不奇怪，此时上医校长颜福庆，恰是湘雅医学院的首任院长。显然茂飞当年的奇葩做法，颜院长是认可的，时隔二十年，还在上海复刻。

上海医学院琉璃瓦大屋顶上开了老虎窗

据统计，清末民初传教士先后创建了十七所教会大学，有十二所采用“大屋顶”。茂飞事务所为其中五所大学设计了全部或部分校舍，此外还有复旦。应当承认，近代在华活动的美国建筑师，茂飞影响最大。他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起到开拓的作用。

近年来，复旦借地铁十八号线施工，恢复西草坪迤西的一百号、二百号楼“大屋顶”的样貌，名之“复旦源”。我对此满怀期待。但看到新建的博物馆双柱并列的附墙柱上，出现了均匀排布的斗拱，有些斗拱没有置放在柱头上，我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我的观点是，简公堂本来没有斗拱，这事或有未决之争议。即便非要做斗拱，也应当了解双柱的设计逻辑，算清间距，妥帖安排。建筑师在恢复历史建筑时必须要搞懂“大屋顶”发展之过程。时隔百年，实在不该重复外校设计时的瑕疵，也说明当下遗产修缮需要审慎行事。

复旦大学二百号重建“大屋顶”，斗拱却与柱子错位。

去年底，我到耶鲁大学档案馆查找茂飞档案。在两位移寓美国的历史系师友帮助下，发现了李登辉校长在简公堂落成时的照片（另一张见题头照），为以前从未见过。我揣想老校长那时难掩的欢愉心情，筚路蓝缕，八方筹款，终于第一批校舍落成了，那是何等不易。一砖一瓦，尤当珍惜。

我们看着老校长，也觉得老校长在看着我们这些百年后的晚辈和简公堂。

李登辉校长在刚落成的简公堂前。黑乎乎的屋檐下，究竟有没有斗拱？

姜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