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正在审阅中央军委报送的正军职以上干部任免名单。名单翻到中段时,一个名字让他停下了笔——张力雄。
这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毛泽东询问秘书:“张力雄现在是什么情况?”秘书回答,他已经恢复工作,军委正在研究任职安排,有意见建议调往江西军区。毛泽东沉思片刻,认为这个安排合适,便作出批示,让张力雄到江西军区任职。
一份名单,不过几行字。可在毛泽东眼中,名字背后连着的是几十年的枪林弹雨,也是一个老红军在关键时刻经受住的考验。
张力雄是福建上杭才溪人。1932年,他参加红军,随后进入瑞金的红军学校学习。出身贫寒的他,过去没有条件接受完整教育,因此格外珍惜这段经历。军事、政治和文化课程,他都认真钻研,毕业时成绩突出,被分配到机枪连担任指导员。
报到时,上级交给他一支缴获来的左轮手枪,并叮嘱道:“这是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这句话,张力雄记了一辈子。对一个年轻干部来说,手枪既是武器,也是责任。此后,他不只是带兵作战,还要把部队的信念和纪律真正落到战场上。
有意思的是,张力雄早年一直想亲眼见到毛泽东。1934年1月,他代表所在部队到瑞金参加会议,得知毛泽东将出席,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由于座位安排,他被置于后排,只能远远看见主席台上的身影。
会议快结束时,他提前离场,守在会场外。毛泽东出来后,他上前敬礼,回答了姓名和部队。听说他来自才溪,毛泽东提到才溪是“模范乡”,希望他也争当模范。短短几句交谈,对年轻的张力雄影响很深。
真正检验干部的地方,还是战场。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张力雄奉命率部在兴国老营盘白云山一带阻击敌军,连续苦战三天三夜,顶住了敌人的轮番进攻,为主力撤离争取了时间。战斗结束后,他带着部队踏上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既要突破地面封锁,还要躲避敌机轰炸。部队行至夹金山一带时,一枚炸弹在张力雄附近爆炸,泥土和碎石将他埋住大半截,警卫员赶来后才把人挖出。这样的险情,在长征路上并不罕见,能够活着走下来,本身就是极大的考验。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张力雄奉命在华家岭阻击胡宗南部队。敌军兵力数倍于己,红军部队伤亡很大,却完成了牵制任务。对张力雄来说,这类阻击战没有显赫的战果,却直接关系到全军行动能否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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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惨烈的一关发生在西路军时期。1937年1月1日,张力雄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随部队进攻甘肃高台。高台失守后,红五军损失惨重,张力雄左腿中弹,警卫员也在撤离中牺牲。
他没有留在卫生所等待命运安排。听到敌军逼近,张力雄忍着伤痛持枪离开,后来得到当地百姓掩护,藏进地窖。老乡家境贫寒,仍设法给他找药找吃的。约一周后,又用送粪车作掩护,帮助他出城。辗转脱险后,张力雄重新回到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太行根据地任职,与皮定均等将领并肩工作。根据地斗争不只靠正面作战,还涉及情报、动员、政工和地方组织。张力雄能够长期担任政治工作领导,靠的并非一时勇猛,而是能把部队凝聚起来,把战斗任务讲清楚、落实好。
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中原突围以及平津、淮海等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力雄担任第十三军政治委员。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他被授予大校军衔。有人认为这个军衔与他的资历不完全相称,他却看得很淡,认为许多战友已经牺牲,自己能够活下来,已经十分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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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张力雄晋升为少将。此后,他继续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特殊时期结束后,军队干部任用逐步恢复正常,他的经历和品格重新得到组织重视,这才有了1975年名单上的那一幕。
调任江西军区后,张力雄投入军区建设。对他而言,这片土地并不陌生:瑞金曾是中央苏区首府,他的红军生涯也从这里起步。几十年后再回到江西任职,身份变了,肩上的责任并没有变。
1988年,他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晚年生活依旧俭朴,却愿意把积蓄用于家乡教育。2016年,他捐款十万元,支持家乡设立奖学金;2019年,上杭县通贤中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他又捐出一万元。
他还亲手绘制长征路线图,把行军经过、战斗地点一一标注。有人愿意高价购买,他没有答应。对张力雄来说,那不是一件普通收藏品,而是红军将士用脚步和牺牲走出来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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