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2月，江西宁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驻地阴雨连绵。孙连仲却不在军中，而是因牙疾请假前往上海治病。几天之后，他返回宁都，迎接他的不是熟悉的军旗和部属，而是一座已经易帜的营地。
这支由西北军旧部组成的部队，约一万七千人，在他离开的间隙举行了宁都起义，随后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孙连仲从统率一支大军的将领，骤然变成几乎无兵可带的“光杆司令”。这件事听起来像偶然，背后却积压着多年矛盾。
孙连仲出生于1893年，河北雄县人。青年时代，他不愿守着田地过一生，北洋军在当地招募士兵时，便投身军旅。入伍后，他被分入炮兵部队，肯吃苦，也敢钻研，凭着一次次操练和实战，很快从普通士兵升为基层军官。
他的真正转机，来自冯玉祥。西北军讲究苦练和服从，也重视军官在战场上的表现。孙连仲不善张扬，却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长辛店等战斗中，他率炮兵作战有功，逐步成为西北军的重要将领。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孙连仲随军转战，后来又参与中原大战。战争使他获得了声望，也让他看清一个事实：军队若只有个人勇武，没有稳定的政治归属和后方保障，便很容易在局势变化中被抛来抛去。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西北军部队被重新编整。孙连仲所部被纳入国民政府军事体系，第二十六路军奉命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名义上仍是中央军序列，实际上却常被视为杂牌，粮饷、装备和补充都难与嫡系相比。
宁都的环境又给了这支部队沉重一击。北方士兵初到江西，难以适应湿热气候，疟疾、痢疾不断发生。许多士兵缺药少粮，病倒后只能硬撑。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日本侵占东北之后，部队没有被派往抗日前线，反而被要求继续进攻红军。
“日本人打进来了，为什么还要把枪口对着自己人？”
类似的疑问，在营房和行军路上反复出现。赵博生时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任第七十三旅旅长。二人都在军中有威望，也逐渐认识到，官兵的不满已经不只是对待遇的抱怨，而是对战争目标和政治方向的怀疑。
中共地下组织此前已在部队内部开展工作。“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正好击中了西北军官兵的心理。值得一提的是，宁都起义并非几个军官临时起意，而是部队长期积怨、思想变化与组织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孙连仲离队治牙，只能算是起义爆发的一个偶然条件，并不是决定性原因。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在宁都发动起义，第二十六路军大部参加。起义部队随后与红军方面取得联系，改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担任军团长，赵博生任参谋长。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震怒。孙连仲虽未直接参与起义，却因部队在自己离开期间整体倒戈而受到严厉责难。对于一名军人来说，失去一万七千名部属，远比丢掉一纸任命更难堪。此后多年，他的仕途受到影响，宁都失军也成了无法绕开的旧账。
有意思的是，真正替孙连仲洗刷声誉的，并不是辩解，而是抗日战场上的表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重新起用这批有实战经验的将领。1938年春，日军进攻徐州，台儿庄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孙连仲奉命率部参加防御作战。
台儿庄战事从3月下旬持续到4月上旬。孙连仲所部承担了正面防守和反击任务，部队在炮火与巷战中反复争夺阵地。城内房屋被炸塌，街道被瓦砾堵死，守军只能依托残墙和废墟作战。日军数次猛攻，均未能迅速突破防线。
孙连仲在指挥中采取了较为坚决的守城方式，要求部队稳住阵脚，利用街巷限制日军装甲力量。李宗仁统一指挥徐州会战相关作战，各路中国军队逐步形成合围。台儿庄的胜利，成为抗战初期极具影响力的一场战役，也让孙连仲重新获得“抗日名将”的声誉。
宁都起义后，他曾因失军受辱；台儿庄之后，他又凭战功站了起来。两件事相隔不过数年，却把军阀混战、部队改编、官兵心态和民族战争交织在一起。牙疾只是一个引线，真正改变命运的，是那支部队早已积累到临界点的处境。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继续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任职，但对内战并不积极。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大陆，他随军前往台湾，之后主要担任顾问性质的职务，逐渐离开实际军事指挥岗位。
1990年8月14日，孙连仲在台北去世，终年97岁。对于这位将领而言，宁都留下的是一生难以摆脱的失军记录，台儿庄留下的则是抗战年代重新赢得的军人名声。两段经历叠在一起，构成了他极为复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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