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徐向前与陈赓同为第一期学员。一个性格沉静,少言寡语;一个机敏活跃,善于交际。若只看黄埔时期的表现,陈赓确实更引人注意,徐向前却并不显眼。
陈赓很快成为军校中的活跃人物,毕业后留校任职,担任新生连连长。徐向前毕业后先任排长,起点看起来低了一截。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胡宗南、黄维等人,都曾与陈赓相识相交。蒋介石也十分器重这个学生,甚至在陈赓负伤时设法拉拢。
有意思的是,黄埔的名气,并不能直接兑换成日后的最高军衔。真正决定两人差距的,是离开军校之后,各自在革命战争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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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昌起义后,陈赓在转战途中负伤,随后赴上海治疗。伤愈后,他进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上海的斗争极其凶险,陈赓曾参与营救、护送和情报工作,表现出了很强的机智与胆识。
这段经历很重要,却也带来一个问题:特科工作不等于统率大兵团。陈赓的贡献不可替代,但他的军事履历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沿着独立指挥方面军的方向发展。
1929年,陈赓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徐向前则已经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部队的重要指挥职务。这一年,二人的道路开始明显分开。徐向前逐步走向根据地核心指挥层,陈赓则仍在城市隐蔽战线上承担特殊任务。
1931年,徐向前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开始负责一个战略区域内的大规模作战。红四方面军后来发展壮大,徐向前指挥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一系列战斗,形成了鲜明的大兵团作战风格。这个职务变化,使他在全军序列中的位置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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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陈赓回到红军部队,先后担任团、师级职务。1932年,他再次负伤;1933年在上海被捕。蒋介石曾亲自劝降,陈赓没有答应,后来在宋庆龄等方面的营救和多方努力下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陈赓的忠诚和勇敢,没有因为军职变化而打折扣。但在关键的几年里,他的工作不断被负伤、被捕和转移打断。徐向前却持续在根据地指挥作战,二人的军事实践由此拉开距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向前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陈赓任第386旅旅长。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更能说明两人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位置。徐向前被当作能够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级将领使用,陈赓则在旅一级指挥中打出了很高的声誉。
陈赓率领第386旅作战灵活,战绩突出,尤其在破袭战和歼灭战方面颇有特点。徐向前则长期负责开辟、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承担的是区域性战略任务。一个善于在战场上打硬仗,一个能够统筹一方军政与作战,贡献性质并不相同。
1935年长征途中,红军内部曾出现严重的战略和组织分歧。张国焘主张南下,并试图以武力迫使中央红军改变方向。徐向前身处红四方面军指挥核心,明确反对红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那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态度,后来被广泛提及。
这件事不能简单看成一句口号。红军当时已经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一旦内部交火,后果难以设想。徐向前的选择,既体现了政治立场,也显示出一名高级指挥员对部队性质和大局的判断。
解放战争时期,陈赓先后担任纵队、兵团级指挥员,在中原和西南等战场屡建战功,指挥作战果断,部队战斗力很强。徐向前则在华北战场承担重要任务,尤其是晋中、太原等战役,面对阎锡山长期经营的军事体系,指挥力量并不占绝对优势,却仍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毛泽东曾评价徐向前善于以较弱兵力打大仗,这并非偶然。徐向前的长处,是把分散部队组织起来,形成连续作战能力,再通过战役部署逐步改变战场态势。这样的经历,已经超出了普通名将的范畴。
1955年授衔,元帅名额只有十位,评定依据也不是单看黄埔资历,更不是只看某几场战斗,而是综合考虑革命时期的职务、领导范围、战略贡献和全军影响。徐向前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又多次主持一方军事行动,符合元帅序列对高级军事领导人的要求。
陈赓没有被授予元帅,并不意味着他的功绩不足。恰恰相反,他在隐蔽战线、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都非常突出。只是与徐向前相比,陈赓长期承担的是军、旅、兵团一级的具体作战指挥,缺少持续统率一大战略区域的经历。
因此,1929年是一个重要转折,1931年则把差距进一步固定下来。黄埔同窗的起点相近,战争却把他们推向了不同位置:徐向前成为统筹一方的元帅,陈赓则以善打硬仗、敢打险仗的战绩跻身大将。ხედრ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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