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边疆政权对中央王朝政区制度的内化与重构——以渤海、南诏和西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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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渤海、南诏和西夏相继兴起，分别成为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边疆政权。中央政区制度在边疆的传播具有时间滞后性和空间变异性，其先影响边疆政权的中心区，再向周边扩展，并在平原—河谷（渤海）、坝区—山地（南诏）、平原—绿洲—戈壁（西夏）等地发生空间形态的变异。按传播时序，边疆政权对中央王朝政区制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并行式与滞后延续式两种。同时，各政权内又出现了“中心—边缘”的政区分异：渤海表现为“王都—南部五府—北部七府”，南诏表现为“睑—节度”，西夏表现为“京畿州县—监军司”。由此可见，渤海、南诏和西夏在吸收中央王朝政区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了唐宋边疆格局中的“亚圈层”结构，推动了中央政区制度融入中国各边疆地区的进程，为后世中国走向深度统一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唐宋时期；中央王朝；政区制度；“亚圈层”

中国各地理板块之间巨大的时空差异成为“大一统”格局形成的关键。温春来、李华瑞均从“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揭示了历史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机制。今日中国版图的形成，不仅源于中央王朝的单向拓边，还与边疆政权对中央王朝政治制度的主动继承与改造有关，而政区制度正是这一互动的缩影。边疆政权的政区建置不仅重塑了本地的政治肌理，而且多被后世王朝沿袭，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边疆的治理格局。现有研究或从中央王朝视角出发，着重探讨王朝国家如何通过羁縻、册封、朝贡、互市以及使节往来等制度安排，在中心与边疆政权之间建立多层次的政治联系，逐步将周边政权纳入以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或从边疆政权自身出发，考察其如何在吸收与转化中原政治制度的同时，整合内部与边疆社会，由此重塑本土的政治秩序。令人遗憾的是，中央王朝政区制度与边疆政权的传承关系仍未得到充分揭示。

唐宋时期是中国边疆地区变化频繁且剧烈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中国边疆先后兴起了突厥、吐蕃、渤海、南诏、西夏等政权。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时段限定于唐宋时期。本文无意对唐宋边疆诸政权逐一铺陈，而是择取地理方位上分别位于东北、西南、西北的渤海、南诏、西夏三个边疆政权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对其政区建置的梳理与比较，揭示这些政权如何主动继承并改造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进而阐释唐宋以来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过程。

一、唐宋时期中国边疆政权的分类与中央政区制度的时空演变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凭借先进的制度与文化，长期影响着边疆政权，但边疆政权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却呈现多样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如突厥、回鹘、吐蕃等，这些政权的地方行政体制受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影响较小。这些政权虽通过和亲、会盟、封授等方式与唐朝保持着互动，但受地理与社会环境制约，其政区建置较少吸纳中原制度。游牧为主的突厥、回鹘发展出适应流动生活的“行国”体制，缺乏政区建置的基础；青藏高原高寒环境则促使吐蕃形成了军政合一制。这些政权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表现出强烈的本地化特征，与中央王朝政区制度迥异。

第二类如渤海、南诏、西夏等，这些政权均主动接受唐宋封授，通过“宪象中国”之策，结合本土传统，积极将中央王朝的制度融入其政区建置。渤海自大钦茂起便遣子入唐太学，习识制度；至大仁秀时，建立仿唐三省六部制，推行京府州体系。南诏自阁罗凤起推行“修文习武，官设百司”的改革，后建立起仿唐“六曹”“九爽”制，并在地方上实行近唐州的睑制与节度制。之后的大理国承袭了其政区制度，并积极推进府郡等经制政区。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自李元昊起，“既悉有夏、银、绥、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西夏以兴庆府为核心，在王都周边设州、府、县等仿宋经制政区。整体上看，上述政权在政区建置上深受中央王朝制度的影响，但中央政区制度的传播并非简单的线性复制，而是遵循复杂的时空演进路径。

时间上，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从诞生、成熟到向外传播，直至被边疆政权吸收与融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渡边信一郎指出，唐朝的方镇制深刻影响了渤海、南诏和西夏等边疆政权的形成，并将其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边疆民族领受中央王朝的部分土地，并在吸收该地域的方镇、羁縻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政权，如渤海；二是在政权建立过程中，将方镇体制导入自己支配的地域内，如南诏；三是在方镇基础上直接演变而来的政权，如西夏。渡边信一郎所言不误，通常情况下，边疆政权先接受中央王朝的政治封号，建立初步联系，然后通过与中央王朝的长期互动，逐步加深对中原职官制度与地方行政运作的理解，最终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地将中央王朝的制度融于自身。具体到渤海，营州之乱前，靺鞨诸部被安排在慎州、黎州等羁縻府州之下，因此靺鞨诸部对唐朝的羁縻政策并不陌生。营州之乱后，靺鞨诸部在大祚荣带领下“恃荒远，乃建国”。唐朝的政治势力虽然减退，但其在靺鞨地方形成的行政传统与行政功能在渤海初期被沿用。关于渤海初期的政区，据《新唐书·地理志》《三国史记》等记载，已设长岭府、南海府、显州、玄菟州、德理镇等，这些政区虽呈现名称杂乱、层级无序的特点，但仍可视为承袭唐制的结果。南诏与渤海类似，均受到唐朝羁縻制的影响。唐初在云南广置羁縻州府，封授蛮酋为刺史、都督等职。天宝战争后，唐朝的势力退出云南，但苍洱地区既有的政治传统仍被南诏吸纳。南诏与诸蛮的平行关系也转为隶属关系，并按诸蛮属地划分为六睑（近似唐州），从而保留其原有名号与政治权力。西夏党项至隋时仍处于“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的游牧社会，唐时内迁陕北后转为半农半牧，农耕经济的发展使其具备了政区建置的基本条件。唐中和三年（883），黄巢起义平定后，拓跋思恭因功封定难军节度使，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党项被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治理框架。元昊建国后虽脱离了宋朝的羁縻，但继承并改造了此框架：以兴庆府为核心设经制政区，同时在蕃部保留部落监军司等本土建置，体现了中央政区制度的变异与融合。

空间上，中原政区制度的传播大体呈现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趋势，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原制度传入边疆地区，最先接纳和吸收的往往是边疆政权的王都或文化发源地，然后再向周边地区拓展。与此同时，由于各边疆政权所处的地理条件、社会结构和政治基础并不相同，这些制度在传播和实施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调整，进而形成各具特点的政区建置模式。具体如渤海大祚荣“东奔，保阻以自固”，之后形成了“地方五千里”的“海东盛国”。东北除长白山区外，地势相对平坦，为渤海政区的拓展提供了便利。基于此，渤海政区形成了以平原、河谷为依托向外扩展的模式。至渤海后期，渤海形成了府（京）—州—县三级制的政区结构，层级化趋势明显。南诏先统一六诏所在的苍洱地区，以此为依托向四境拓展。然而云南高原地形复杂，呈现鲜明的“山—坝”二元结构，坝区人口与经济相对集中，较易形成稳定的治理单元，山区则聚落分散、控制成本高。因此，南诏采取“出则领要害城镇”的策略，在苍洱地区置睑，在边地置节度，以城镇为据点控制周边，并依托交通干线将分散的坝区串联成点线结合的治理网络。西夏则以宁夏平原为中心，逐步向河西走廊扩展。元昊称帝时，西夏的疆域已是“东据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宁夏平原依托黄河灌渠，形成广阔连续的农耕区，故能构建以兴庆府为核心的府（州）—县二级经制政区；河西走廊依靠祁连山融水形成的农耕区呈孤立的绿洲形态，绿洲间戈壁沙漠阻隔、交通不便，遂以绿洲城镇为据点，设监军司等散点布局，实现“以点控面”的散状布局。

综上，边疆政权在主动继承中原政区制度的同时，多依照自身情况对其进行改造，并在平原—河谷（渤海）、山地—坝区（南诏）、绿洲—戈壁（西夏）等环境中发生着政区形态的变异。

二、唐宋政区制度在渤海、南诏、西夏的承袭与改造

按政区制度的传播时序，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在传入渤海、南诏和西夏后可归为两类：一类如州、府、军镇等，这类政区大致承袭了中原制度原有的政治功能，并在时段发展上与中原政权保持并行；另一类如郡、节度、都督等，当中央王朝废弃部分政区建置时，边疆政权并未随之废止，而是结合自身需求，继续对其职能进行本土化改造。因此，可将其归纳为并行式与滞后延续式两类。

（一）并行式政区

其一为州制。据《新唐书·地理志一》载：“凡州、郡、县无所更置者皆承隋旧。”终唐一代，均设州制。边疆政权也相继仿唐设州，与唐的州一样，均为统县政区或高层政区。

渤海的州制最接近中央王朝。大钦茂时渤海效仿唐制有了成熟的地方政区建置。至渤海中后期，随着地方部落势力的削弱，原部落首领被纳入仿唐职官体系，政区呈现层级化和秩序化的特征，形成了府（京）—州—县的政区格局。以扶余府为例，经过改革，扶余府摆脱了渤海初期大部落（大首领）为主导的政区结构，政区名号杂乱、层级无序的现象也不复存在。至渤海后期，扶余府下设扶、仙二州，扶州下设扶余、布多二县，仙州下设显义、强帅、新安、渔谷等县。但与唐制略异，渤海的州在层级上低于京府。此外，在渤海都城周边还设有铜、涑、郢等独奏州。独奏州虽以州命名，但层级上高于一般的州，与渤海的府平级，为渤海直属政区。这些独奏州多居于渤海交通或战略要地，发挥传达政令、拱卫王都的作用。

南诏的睑可视为对唐朝州制的本土化变体。南诏初期在苍洱地区置蒙舍睑、邆赕睑、勃弄睑等六睑，初创时多按各部落属地划分，部落色彩浓厚。随着异牟寻改革，南诏强化对苍洱地区的控制，睑制基础从部落制转为城镇制，并增设云南睑、品澹睑、赵川睑、蒙秦睑，六睑扩至十睑，形成统合政区、辐射地方的城镇体系。但受坝区土地狭窄所限，一睑通常仅统辖一至二个城镇，无需下设县级政区，故呈现横向扩展、纵向简化的特点。此外，南诏在边地节度、都督下还置层级较低的睑，如沙睑、越睑、边城睑等，这种睑相当于县级政区。

宋代的路为高层政区，其下设州、府、军、监，但西夏的州为高层政区，与府同级。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党项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统摄银、夏、绥、宥、静五州的行政体系。元昊建国前后，西夏疆域扩展至河西走廊、鄂尔多斯及青藏高原东北部，在新占领区广泛置州，同时将原用于边防的堡、寨、镇升格为州。西夏形成以兴庆府为中心，共置二十二州的格局，部分重要的州还升格为府。在州县关系上，西夏建国前基本沿袭唐制，多数州下辖县。但建国后，部分县级政区被废止。西夏境内地理环境差异明显，州在不同地理单元的设置上也呈现差异，如在兴庆府及宁夏平原周边地区，共辖“中兴府，南北二县，五州之地”；在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由于戈壁多，形成了一州辖一县的局面。可见，州制已成为上述政权常见的政区建置方式。

其二为府制。唐朝于开元元年（713）以“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此为设府之始。唐时府的地位高于一般的州，其建置多与首都、陪都、皇帝行宫所在地、驻地或发祥地有关，多由州升为府，终唐一代共置十府。府制也对边疆政权产生了影响。

渤海的府制引入最早，体系也最为完备，渤海府的层级高于州，为高层政区。开元末，诺思计已受封扶余府大首领，表明府制传入渤海几乎与唐同时。渤海初期扶余府仍然保持着这一战略地位，并在大武艺“斥大土宇”时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之后，渤海又相继设南海府、鸭渌府、栅城府（即龙原府），后发展为十五府，并在十五府的基础上置五京。渤海中后期的府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渤海的政治中心。为解决统御力不足的问题，渤海以重要府为中心，按方位冠以京的名号，并以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作为政治中心，其地位高于一般的府。另一类则在战略要地置府。例如，在龙原府设日本道，南海设新罗道，鸭渌设朝贡道，长岭设营州道，扶余设契丹道，五府与五道分别联结唐、日本、新罗与契丹。这种一府或两府对应一个政权的交通架构是基于渤海所处的地缘关系，也凸显出渤海各府所处的战略地位。

南诏府制出现较晚，但设置上与唐朝类似。南诏府也可分两类。一类府为高层政区。阁罗凤时南诏通过“次昆川，审形势”置拓东城。随着南诏对滇池的开发，至劝丰祐时将拓东城升格为“善阐（府）”，善阐府成为仅次于阳苴咩城的“别都”，是云南另一大政治中心。二是府为统县政区。南诏在边地的重要位置设永昌府、软化府和会同府，三府建置为异牟寻改制后。永昌府、软化府属永昌节度，盛逻皮时南诏已染指永昌地区。后阁罗凤“西开寻传”“择胜置城”，打通了连接南亚、东南亚的贸易通道。贸易的繁盛、城镇的出现为永昌府、软化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会同府属会川都督，位于南诏入唐的清溪关道上，唐朝与南诏分别于天宝十四载（755）、太和五年（831）、咸通年间（860—874）争夺此地，南诏以会同府为据点对唐展开进攻，故其置府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西川以及清溪关道的盐业资源控制。可见，南诏边地府多设在交通或军事要冲，发挥联通贸易、控制资源的作用。

较唐朝，宋时府制得以进一步推广，西夏也延续了此传统。西夏府制与州同属地方一级政区，但地位高于州，常列于高等司（如次等司）。西夏建国前即以置府，据《宋史·夏国传上》载：“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咸平）六年春，遂都于灵州”。李继迁遂在西平建都，并在此立庙、置官。宋明道二年（1033），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作为王都，将西平府作为陪都。西夏成立前后又升河西走廊重镇凉州为西凉府，升甘州为宣化府。西夏府的数量有限，远少于州，这些府多置于京畿核心区、陪都或军事要冲，兼具行政管理与防御职能，管辖范围大于驻地州城。至西夏中后期，府制几经调整，《天盛律令·司序行文》中，中兴府、西凉府等位列次等司，地位高于一般州郡。整体来看，渤海、南诏与西夏的府制虽在数量及设置过程上存在差异，但其设置理念均受中央政权影响，遵循在战略要地置府的逻辑。

其三为军镇制。唐朝军镇体系始设于高宗，玄宗时得以完善，并延续至中晚唐。据《新唐书·兵志》载：“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相较节度，唐朝军镇的级别低，多设在边防要地。南诏在各边地“择胜置城”，并设云南城、银生城、永昌城等城镇，这些城池多“皆分隶焉”，成为南诏中前期军政合一制得以维系的基础。故笔者认为，南诏所设诸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唐朝军镇制的影响。渤海也曾效仿唐制在边地设置军镇。据王孝华考证，渤海北境的德理镇就是为防御黑水靺鞨所设的边防军镇。而根据扶余府“常屯劲兵扞契丹”的记载，以及南海府作为渤海防御新罗的军政前沿，此二地也应当设有专司防御契丹与新罗的军镇。

（二）滞后延续式政区

其一为郡。乾元元年（758），唐朝“复以郡为州”，至此，自秦以来延续千年的郡制不复行于中央王朝，然而郡制在南诏得以延续。虽然南诏设郡之初，郡分布零散、不成系统，但史籍记载仍较为清晰，按层级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高层政区，与都督同级。《元史·地理志四》与《蛮书·云南城镇》均载，通海郡与通海都督。方国瑜言：“盖《元志》因都督与郡并用通海地名，合而记之也。”通海都督代表军权，而郡代表行政权。另“会川都督府，又号清宁郡”，“号”字明确了清宁郡与会川都督府相同的政区地位。另一类为县级行政区，如香城郡。香城郡由唐朝昆明县改设，面积较小，层级同县。类似例子还有谋统郡、河阳郡等，其级别比前类郡低。至大理国时，郡的数量扩大，成为云南重要的经制政区，郡也逐步代替了节度、都督的地位，部分郡由县级政区升格为统县政区，形成了“府八郡四”的格局。

西夏设郡与南诏类似，多不成体系。西夏郡多设于农区与半农半牧区，在戈壁与荒漠地区鲜有设置。郡常与州府并行或交叉使用，层级同府但地位低于府。其类型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沿袭唐旧郡望，如甘州张掖郡、凉州武威郡等，具有象征性郡望意义，此类郡与州更多仅为名号差异，行政层面并无实质区别；另一类多设在战略要冲地带，是带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建置，如甘州镇夷郡、肃州蕃和郡，旨在加强对回鹘、吐蕃等周边民族的统治。此类郡常与监军司并存，侧重行政管理，兼具军事职能。在《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中，灵武郡列第四等司（下等司），与城司、部分县并级，实际上相当于驻地城司级别。总之，西夏郡数量有限，多与监军司并行运作。

关于渤海郡的记录仅见于《辽史·地理志》，其载：“唐元和中，渤海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盐州“本渤海龙河郡”，广州“渤海为铁利郡”，咸州“渤海置铜山郡”。从记载看，渤海郡与州同级。渤海郡制始设于大仁秀时，此时距唐朝废郡已过去十余年。关于大仁秀时期是废州设郡还是州郡并行，学界存疑。《新唐书·渤海传》未记渤海郡制，且《辽史》所记郡数仅十一。相较渤海六十二州，渤海郡数量并不多，《辽史》所记应当为真实数量。从郡、州的占比看，笔者倾向于认为，渤海曾短暂实行过州郡并行制。

其二为节度。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节度使只管军事，不理民事。安史之乱时，为应对叛乱，方镇数量激增。至元和年间已是“四十七镇”，并延续至五代，至宋时废止。南诏于大历十四年（779）后置节度，“大军将一十二人······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南诏初期行八节度，并通过军事征服将原本各独立区域整合为一体。从南诏初期节度的命名看，除较早所设的永昌、云南节度外，拓东、宁北、镇西、开南等节度均按疆土的拓展方向命名，军事色彩鲜明。至异牟寻改制时，分别用丽水、银生、剑川等地理景观名替代了以拓疆方向命名的镇西、开南、宁北。贞元十年（794），南诏破吐蕃，在滇西北设铁桥节度，至此，原八节度调整为七节度二都督。南诏对唐节度制的吸收，适应了南诏对外作战的需要。至大理国前期，节度制仍被承袭。

其三为都督。这种制度目前仅见于南诏。唐初设都督，其职能多侧重行政，安史之乱后随着节度使权力的扩大，都督逐渐名存实亡。而南诏都督制的设置明显滞后于唐。据《蛮书·南蛮教条》载：“万家以来，即制都督。”贞元会盟后，南诏与成都、长安、安南的南北通道被打开。咸通三年（862）后，由于云南、拓东节度辖境过大，为增强对贸易线的控制，南诏从云南、拓东节度中析置通海、会川都督，都督制开始在南诏推行。可见，都督制继承了唐前期重行政、轻军事的功能。唐朝的都督制虽于后期消亡，但南诏的都督制却得以延续，至大理国前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当中央王朝某种政区制度在更迭中废弃时，边疆政权却结合自身需求以另一种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并赋予其更强的区域适应性。

三、渤海、南诏和西夏的政区建置与唐宋政区的关系

关于中央王朝直辖政区与边疆政权政区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同层面的阐释。周振鹤根据《尚书·禹贡》中所记的“五服制”，总结了圈层式政治地理结构。侯绍庄将唐宋时期各政权政区建置关系分为三个圈层，第一、第二圈层分别为中央王朝统属的经制政区与羁縻政区，第三圈层则涵盖渤海、南诏、西夏等相对独立的边疆政权。郭声波指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按照控制程度与距离远近，政区可分为“直接政区”“间接政区”和“统领区”。唐朝的道（方镇）府州县与宋朝的路府州县为“直接政区”，羁縻府州为“间接行政区”，渤海、南诏、西夏为“统领区”。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其中关于“统领区”内部的政区圈层以及“统领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明确。唐宋时期无论何种层级的圈层关系，本质上均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理想关系”，而边疆政权中心区与边缘区又因自然环境的优劣，往往承担了不同的政治功能。宏观上，唐宋的“直接政区”构成了中央王朝统治的中心区，羁縻府州等“间接行政区”处于中心向边缘的过渡带，而渤海、南诏、西夏等边疆政权则属边缘区，同时，在边疆政权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中心区与边缘区分异。

关于渤海与南诏的中心区与边缘区，笔者已有专论。受距离与生产力等因素影响，渤海政区建置呈现“王都—南部五府—北部七府”的圈层分异。最内层为渤海王都，即由上京、中京、东京和三个独奏州组成，为渤海的政治中心。渤海王都南部是由扶余府、鸭渌府、长岭府、南海府和鄚颉府所组成的经制政区。在渤海王都北部的边缘区，渤海采取了有别于王都与南部的羁縻建置。因此，渤海的王都及南部五府构成了渤海的中心区，北部七府的羁縻政区则属边缘区。在南诏，位于苍洱地区的十睑与滇池地区的善阐府中心区，为南诏王权的统属范围；边地七节度与两都督多由大军将驻守，南诏王权统摄力较为薄弱，故属边缘区。

目前学界对西夏地方行政中心区与边缘区并存的二元治理格局已有讨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将西夏中后期疆域区分为京畿、边中两大区域，宁夏平原大体对应京畿地区，边中又分为地中与地边，地中介于京畿与地边之间，主要对应东部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地边则为京畿地区外地带，主要对应河西走廊及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等地。其中，监军司以及城、堡、寨等遗址主要分布于边中地区，同时这些地区也保留部分经制府（州）、郡。这反映出西夏已形成明显的中心—边缘分异的疆域观，京畿地区以仿唐宋的州县制度为主，行政层级清晰、控制严密，而边中地区更多依托监军司体系，呈现军政合一，带有羁縻色彩，并保留党项部落传统的治理形态，除甘州、肃州和西凉府等地外，整体管理松散。故笔者倾向于认为，西夏的京畿地区为中心区，边中地区属边缘区。

总之，上述“中心—边缘”的双重嵌套结构使渤海、南诏和西夏相较于笼统的“统领区”概念，更适合被界定为唐宋时期整体圈层中的“亚圈层”。所谓“亚圈层”是指此类边疆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处于唐宋国家空间之内，与中央王朝维持封授、朝贡等互动关系；在内部结构上则形成了经制化中心区与间接治理边缘区并存的格局，并且各政权互为独立的“亚圈层”。

唐宋时期的国家空间格局并非单一中心向外的均匀辐射，而是由中央经制政区、羁縻间接政区与若干“亚圈层”共同构成的多层级复合体系。渤海、南诏和西夏作为“亚圈层”，在继承中央政区制度名号与运行逻辑的同时，内部呈现出中心区经制化与边缘区羁縻化二元分异的特征。此嵌套式结构既反映了中央政区制度的辐射与本土变异，也凸显了边疆政权对区域政治地理的主动重塑。

就唐朝而言，其核心区域实行道（方镇）—府/州—县的三级直接行政区划，同时在边疆设置羁縻府州作为间接统治区。东北的渤海南部八府采用京/府—州—县三级制，北部七府则为府—州—县三级制。南诏在其中心区形成睑/府—城的二级结构，边地则以节度城为上层，统辖府、郡与边地睑，形成另一套二级结构。就宋朝而言，其核心区域实行路—府/州/军/监—县的直接行政区划，边疆同样保留羁縻州作为间接统治形式。西夏在中心区采用州（郡）—县的二级制，边缘区则以监军司与府（州）、郡为统县政区，至西夏中期在其上增设经略司，而监军司、府（州）、郡等逐渐沦为基层单位。虽然各政权内部的政区结构存在面积、层级与具体行政单位的差异，但渤海、南诏和西夏主动将唐宋的中原制度运用于自身，客观上加速了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融入东北、云南和西北的历史进程。在中央王朝政治制度的影响下，渤海、南诏和西夏最终走向“率以儒为教先，彬彬然与诸夏肖矣”。唐朝和渤海、南诏在政区建置上与宋朝和西夏在政区建置上构成了完整、连续的地域（见图1）。

四、结语

唐宋时期，渤海、南诏和西夏作为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典型边疆政权，通过主动继承和改造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重塑了边疆地区的治理格局，有力推动了中国疆域整合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深度融合。本文试图揭示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向边疆扩散的双向互动机制：中央王朝将政治制度向边疆扩展，边疆政权则因地制宜地主动吸纳并重构这些制度。中央王朝的政区制度在传播中呈现出时间滞后性与空间变异性的特征，其先影响边疆政权的中心区，再向周边扩展，并在平原—河谷、山地—坝区、绿洲—戈壁等不同地理单元中产生政区形态的变异，从而形成多样化的地方治理结构。与此同时，边疆政权对中央政区制度的“承袭—改造”表现出两类路径：一类是与中央政权同步发展的并行式政区，如州、府、军镇等；另一类是中央政权废止后仍由边疆政权承袭的滞后延续式政区，如郡、节度、都督等。这两类政区均表现出较强的区域适应性。这些制度内化又加速了边疆政权内部中心区与边缘区的空间分异，形成了唐宋时期中国边疆格局中的“亚圈层”结构，从而深化了中央王朝政区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嵌入。许倬云曾指出，当今中国版图的形成经历了“向外扩充”与“向内充实”两个阶段。渤海、南诏和西夏对东北、西南和西北的局部“统一”对应“向外扩充”阶段，其政区建置则对应“向内充实”。尽管三个政权所形成的疆域与政区肌理尚处于草创阶段，但这一肌理却被后世政权继承与发扬，为元明清走向深度融合与统一奠定了基础，其空间表现是“亚圈层”逐步融入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主圈层”。上述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

作者：李希光

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6年第4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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