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4月，晋东南辽县以东，刘伯承和徐向前面对一张缴获的日军地图。图上画着九支箭，分别指向辽县、榆社、武乡、襄垣等地。日军企图以三万兵力合围八路军和太行根据地，这场“九路围攻”已经不是普通的扫荡，而是一次试图彻底摧毁晋东南抗日力量的军事行动。
神头岭、响堂铺两次伏击，使日军深感交通线受到威胁。尤其是响堂铺战斗，八路军重创日军运输部队，直接影响了其在华北战场的补给。1938年春，日军正忙于徐州会战，却仍抽调重兵进攻晋东南，可见其对这片根据地的重视。
地图摆在桌上，形势并不乐观。日军拥有火炮、汽车和充足弹药，八路军则缺少重武器，部队还分散在广阔山区。有人担心，一旦主力被压在包围圈内，既难以集中兵力，也很难摆脱日军的追击。
刘伯承没有急着和日军硬碰硬。他判断，九路日军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上各路之间距离较远，协同并不容易。八路军若守在圈内等待合围，必然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只有主动跳出包围圈，才能重新掌握行动节奏。
“敌人要围的是我们的旧位置，那就让他扑空。”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撤退命令，而是将战场从日军预设的包围圈，转移到其侧翼和后方。4月7日前后，刘伯承、徐向前率部向东机动，越过日军的封锁，转至涉县以北一带。
4月10日前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合围。可是，当各路部队进入辽县、榆社、武乡一线时，八路军主力早已离开。内线部队和友军不断阻击，使日军行动迟缓，原本准备捕捉主力的计划逐渐落空。
刘伯承原本想在邯长大道上继续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但日军吃过几次亏后，运输行动变得十分谨慎。公路上迟迟没有车队经过，等待敌人暴露弱点已经不现实。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日军的机动作战部队。
这一次，他盯上了苫米地四楼。此人是日军少将，曾任旅团长，因熟悉八路军游击战而被称作“反游击专家”。他曾利用八路军追击日军撤退部队的习惯，故意制造撤退假象，待游击队靠近后突然反击，这种战法一度让八路军付出代价。
兵法不能照搬。刘伯承针对这种“拖刀计”，设计了相应的破解办法：敌人撤退时不急于追赶，先判断其是否设伏；一旦确认敌军确实疲惫、孤立，再集中兵力实施攻击。战术上的变化，往往就藏在一个“忍”字里。
4月14日，日军第105联队占领辽县，另一路部队进入武乡。由于当地粮食和饮水不足，通往辽县的道路又遭破坏，日军辎重运输困难。4月15日，日军一支部队从武乡出发，准备经浊漳河方向转移。
侦察员确认敌情后，刘伯承判断日军已经陷入疲惫状态。夜间，八路军轻装追击，772团、689团沿浊漳河南北两岸分进，771团负责另一侧包抄。有人请示追上敌人后如何行动，得到的命令很直接：“追上就打。”
4月16日清晨，772团在长乐村附近追上日军先头部队，枪声响起后，南岸的771团也投入战斗。河流、村庄和道路把日军队伍切割开来，八路军趁其首尾不能相顾，迅速发起夹击。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戴家垴。这个阵地关系到长乐村战斗的成败，日军连续冲击，八路军守军坚守数小时，伤亡很大。689团赶到后，立即投入争夺，双方展开近距离战斗，日军多次冲锋都被挡住。
苫米地四楼发现部队受阻，急忙派出增援力量。八路军腹背受压，局面一度十分危险。刘伯承没有让各团死守阵地，而是命令小部队从侧翼袭扰，牵制敌人，主力伺机脱离战场。这个决定避免了在敌军增援抵达后陷入被动。
长乐村战斗及相关战斗中，八路军歼灭日军两千余人，缴获和击毁一批武器装备，并打乱了日军九路合围的部署。随后，各路日军相继撤退，晋东南军民又配合友军收复多处县城，日军企图一举清剿根据地的计划宣告失败。
标题中那句“告诉对方我是刘伯承”，并非战场上的喊话，而更像是后人对这场较量的概括：日军依仗兵力和装备设局，刘伯承则用机动、判断和集中兵力破解包围。所谓“反游击专家”，最终败在了对手对战场规律更深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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