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亿弃奖！有人中了3600万不要，有人5块钱也懒得兑，反差太大了

财政部最近公布了一个数字：2025 年，全国有 20.22 亿元彩票奖金没人来领，创下历史新高。

比这个数字更刺眼的是，弃奖金额从 15.64 亿涨到 20.22 亿，增幅接近三成；而同期彩票销售额只从 6234.86 亿微增至 6279.69 亿，涨幅不到一个百分点。弃奖的增速是销售额的四十多倍，卖票的在往前冲，兑奖的却在原地踏步，两头越拉越远。

小额弃奖和大额弃奖，不是一回事

这20亿里，5块、10块的小奖占了绝大多数。很多人中了这点钱，觉得专门跑一趟彩票店不值当，干脆不要了。或者买了就忘，或者彩票塞裤兜里洗成了纸浆。对他们来说，这几块钱不值得花时间，不是期限不够，是懒得折腾。

但大额弃奖完全是另一回事。2020年石家庄有人中了3600万，愣是没现身，创下了中国彩票史上最大弃奖纪录。

2023年昆明有人弃了1835万。2025年武汉又有人和782万擦肩而过。这些人不是懒得领，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中了，或者彩票丢了坏了，兑不了。

问题出在哪？出在彩票购买实行匿名机制。彩票中心不知道谁买了哪张票，中大奖后只能在投注站门口挂个横幅、发个寻人启事。有店主想查监控帮忙找人，但彩票不记名、不挂失，除了中奖票面上的信息，没有别的线索能锁定是谁。都2026年了，找人还只能靠这种笨办法，离谱不离谱？

买彩票的，大多是普通人

数据显示，发现那些容易买上瘾的人有个典型画像：中年、已婚、受教育程度低、月收入低的男性。另一项针对广州的调查显示，月均彩票支出超过月收入两成的人，多数也是收入偏低的群体。

这些人可能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可能是工地上的师傅，可能是开小店的个体户。他们未必真指望靠彩票发财，更多是花两块钱买一个念想。

但小额弃奖的主力，可能恰恰是另一群人。20亿弃奖里5块10块占大头，这些弃奖更多来自偶尔买一张、买了就忘的普通人，而不是天天盯着开奖号码的资深彩民。后者反而更在意每一张票的去向。真正随手丢掉彩票的，是那些在便利店顺手买一张，随手塞进口袋，顺手忘了核对的人。

越不把它当回事的人，越容易弃奖；而弃奖的钱最终通过公益金变成了养老院的床位、体育场的跑道。做公益没问题，但很多弃奖并不是当事人主动愿意把钱捐出去，只是忘了、弄丢了彩票。如果忽略这种被动弃奖的现实，那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就打了折扣。

老规矩跟不上新时代

我国彩票兑奖期限是开奖后60天，这个规定从2009年《彩票管理条例》施行到现在，整整16年没动过。16年前是什么年代？微信支付还没上线，大多数人买彩票全靠线下跑。现在呢？人脸识别、电子身份证、移动支付全都有了，兑奖方式却基本还停留在拿纸质票去指定地点这个阶段。

但说实话，期限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延长兑奖期限能救下几个百万大奖，可对20亿的整体盘子作用有限。真正让人想不通的是：老规矩跟不上就算了，部分曾经试点探索过的新模式，后续也没能继续落地，背后是什么原因？

电子彩票为何难以落地？

为什么叫停？表面看是因为乱象，无照经营、私彩泛滥、资金截留，监管部门管不住了。2015年审计署一查，658亿彩票资金里查出169亿有问题，超过四分之一。乱象加审计，互联网彩票彻底没了政策空间。

但在行业视角看来，更深一层矛盾在于互联网彩票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线下彩票是按行政区域卖的，各省公益金一半上缴中央一半留本省。互联网不分地域，流量大的平台能为合作省份带去高额收入，打破了原本相对平衡的分配格局。

2015年5月，江苏曾试点手机即开彩票，彩民用手机APP买彩票、即开即兑，小额奖金自动返到账户。试点两年，财政部在停止通知中明确评价：试点工作总体平稳规范，没有发生重大风险，积累了有益经验。但2017年5月，试点期满，一纸通知叫停了。技术没问题，体验没问题，风险也没问题，但就是不能再卖了。

有专业人士当时就指出，将试点两年解读为到期停止销售早有约定，似乎并不那么准确。这也引发行业讨论：阻碍新模式落地的，究竟是技术风险，还是现实的利益分配难题？

公益金为啥不敢做细？

说到公益金透明，官方每年确实会发布公告。但透明到什么程度？

人民网2014年做过调查，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觉得公益金账单不够详细，觉得公益金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什么意思？就是公众想知道我家楼下那个健身器材是不是彩票公益金买的，但目前的公开只能回答某省某年花了多少钱在体育事业上。颗粒度太粗，根本对不上号。

公开难以细化背后，存在现实的管理难题。

2015年审计署对18个省份的彩票资金进行专项审计，抽查658亿资金，查出169亿有问题，占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在公益金使用方面，73个单位编造虚假项目套走了5.96亿，23个公益金资助项目被违规改用途，涉及3.61亿。陕西有部门使用 6000 多万公益金建设救灾中心大楼，项目建成后部分对外出租用作酒店，配套土地还建设了职工住宅。

上海有部门在场馆改造项目中，将 524 万余元公益金超范围用于办公用房改造和设备购置。这些案例说明，在过去资金管理规范性不足的背景下，如果信息公开颗粒度进一步细化，历史存在的各类问题更容易被社会看见。

福建莆田市体育局一位负责人面对记者时说了句大实话：省里要求公布公益金使用情况，甚至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催。但现在还有一些项目没公开，心态是能拖则拖。

“能拖则拖” 四个字，道出了当年部分地方的现实状态。技术层面实现明细公开并不难，但细化公开意味着每一笔资金去向都要接受社会审视，历史上出现过的挪用、套取、资金沉淀等问题，将更容易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20 亿不见得就是上限

不管是 60 天兑奖期限十几年没变，电子彩票试点做完就停，还是公益金明细公开拖拖拉拉，看着是不一样的事，其实遇到的是同一类现实难题。

福彩、体彩两套体系分开运营，没有外部市场竞争，也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主动升级服务。弃奖多一点少一点，并不会影响机构正常运转。另外彩票监管牵扯财政、民政、体育好几个部门，权责划分比较复杂。互联网售彩这件事，一方面和机构改革有关，另一方面也看部门愿不愿意出力推进。如果真心想解决，是可以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很多动到底层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只做一些表层调整。弃奖这件事也是一样：每年一公布高额弃奖数据就引发热议，但深层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20.22 亿元是无数普通人两块两块累积出来的。一张张被丢掉的彩票背后，有人是忙到忘记核对开奖的打工人，有人是把彩票揉了塞口袋弄丢的老人，也有出差在外错过兑奖时间的年轻人。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结果都一样：奖金按规定变成公益金，这些被动放弃奖金的普通人，得不到任何提醒或者反馈。

如果现有的运行、监管模式不做优化，弃奖金额很可能继续往上走，20 亿不见得就是上限。彩票卖的本就是一份期待，可如果因为机制原因，中奖了也拿不到钱，这份期待就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