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4年，长春杏花村附近，末代皇帝溥仪听到一个消息：曾经最信任的随从祁继忠，竟与婉容之间有了不可告人的关系。这个消息没有立刻掀翻伪满宫廷，却像一根刺，扎进了溥仪心里。多年以后，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下这段“内廷秽闻”，祁继忠的名字也由此留下。
祁继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御前武将。清帝退位后，宫中太监大量遣散，他从北京跟随溥仪到了天津，后来逐渐成为身边亲近的男仆和随从。那时的溥仪失去了皇位，却仍习惯于有人侍奉、有人听命。祁继忠会办事，懂得察言观色，正好填补了溥仪身边的空缺。
溥仪对他的信任并不是一句空话。祁继忠可以出入内廷，接触外人难以接近的生活区域。溥仪甚至曾安排他赴日本学习。在那个特殊环境里，一个普通随从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足以说明他在溥仪心中的位置。
但权力的外壳越华丽，内部越容易滋生隐秘交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离开天津，前往东北。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出任执政，后于1934年改称皇帝。婉容也随之来到长春，住进所谓的宫廷。
她名义上是皇后，实际上却很快被排除在伪满政治生活之外。公开典礼中，婉容常常缺席，日常起居也受到限制。1934年6月，日本秩父宫雍仁亲王访问伪满，因外交礼节需要，婉容才在接待活动中露面。这种反常安排，已经暴露出夫妻关系的冷淡，也显示出日本方面对“皇室形象”的控制。
婉容的处境越来越糟。她长期吸食鸦片，精神状态恶化，身体也受到严重损害。溥仪对她本就有猜忌，又把文绣离婚一事带来的怨气归到婉容身上。溥仪后来回忆说：“她把文绣挤走了以后，我对她就有了反感。”夫妻之间从争吵变成冷落，冷落又变成彼此隔绝。
祁继忠看准了这个裂缝。
他以安慰和照料为名接近婉容，又用小恩小惠收买太监、女佣，逐渐形成一层遮掩。关于两人的关系，主要依据来自溥仪回忆和后来的文史记载，细节并非每一处都能得到独立材料印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婉容曾怀孕，宫中因此出现了巨大风波。
有人问：“这件事若传出去，谁担得起？”
祁继忠没有回答。这样的秘密，靠的不是忠诚，而是利益。
溥仪得知婉容怀孕后，曾进行追查。传闻中，另一名侍卫李越亭也被牵连，甚至遭到严厉斥责。溥仪一度扬言要处置李越亭，但后来并未将其枪毙，而是让他离开。至于孩子的生父，相关说法长期存在差异，溥仪在书中则把祁继忠视为关键人物。
事情发生时，祁继忠已经被送往日本，溥仪无法立即惩罚他。表面看，这是一次逃脱；实际上，他与溥仪之间的信任已经彻底破裂。后来溥仪听说祁继忠在日本与同学争执，便借口其“破坏日满邦交”，让日本方面将他开除。此举既有政治借口，也包含私人报复。
婉容想离婚，几乎没有可能。日本关东军担心皇室丑闻影响伪满统治，还曾试探让溥仪迎娶日本籍妻子。溥仪对此十分警惕，废后之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婉容被长期隔离，生活环境恶劣，鸦片依赖和精神疾病不断加重。她从“皇后”变成了被看管的囚徒，宫廷称号只剩一层空壳。
祁继忠回国后没有收敛。离开溥仪的庇护，他并未选择安分生活，而是投靠日本势力，在华北充当汉奸。曾经的宫廷身份，成了他向日本人献媚的资本；而他熟悉权贵秩序，也更懂得如何借势欺压他人。
这种人最容易误判形势。他以为日本人看重的是自己，实际上，对方看中的只是他身上的利用价值。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和华北的旧秩序迅速瓦解，祁继忠失去了靠山。战后清算汉奸时，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最终在刑场被枪决。
婉容的结局同样凄惨。1945年溥仪仓促逃离长春时，她被留在动荡之中，后来辗转进入吉林一带。由于长期患病，又被视为难以安置的人物，生活十分困顿。1946年6月，婉容死于吉林延吉，具体安葬地点至今有不同说法。
一个曾经靠近皇权的人，最终成了日本人的工具；一个曾经坐在后位上的女人，也在冷落、疾病和战争中走到生命尽头。祁继忠的死刑，并不只是因为一桩宫廷丑闻，更因为他后来选择了以出卖同胞换取生路。可是那条路，终究没有把他带出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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