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越南起重机工厂，意识到不会再有“下一个中国”

这是我肉身出海经历实录《小出海》连载的第5篇，每篇均可独立阅读。

作者：张纬杰

1279年春，南宋在崖山海战中败于蒙古，末代杨太后投海殉国。据称遗体飘到了越南海边，逃到当地的宋人遗民为了纪念她修了一个圣母庙，至今仍在越南兴安。

七百多年后，另一批中国人来到兴安。不过这一次不是逃难，而是办厂。

2023年4月，我去兴安省的一家中资起重机工厂考察参观。兴安省距离首都河内大约五六十公里，车程一个多小时。一路路况很好，非常平稳，与国内的高速公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我后来听说越南也有中央财政转移，南方收入被调去修北方的基建。不过在我搬到南方的胡志明市后，去附近的海边小城头顿过周末，确实发现路况稀烂，100公里左右坐车要三个多小时。一路颠簸，一路拥堵，极为痛苦。

这家起重机工厂生产的不是工地上常见的大型起重机，而是安装在厂房内部、专门用来搬运室内重物的起重设备。它的客户主要是注塑、模具和消费电子工厂，也有一些钢铁厂。因为这些工厂里很多设备和零部件动辄几吨甚至几十吨，不可能靠人工搬运，只能靠起重机。

工厂内桥式起重机示意图

工厂负责人姓郭，戴着眼镜，见面那天他穿了一件深蓝色衬衫，看起来很斯文，来越南已经很多年了。

我去这家工厂，本来是想了解中资供应链转移到越南之后的实际情况，所以先问了他很多基本问题：这几年生意怎么样，上游零部件来自哪里，下游客户又是哪些企业。

调研快结束时，我问他越南是否能复制中国模式，实现产业升级？也就是先做代工，再逐渐学习迭代，形成自己的本土企业，并不断向着产业链上游爬坡？结果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行”。

郭总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在工厂起重机里面，有一个零部件叫“电动葫芦”。可以大概理解为一套负责把重物吊起来和放下去的电动滑轮组，在起重机上不可或缺。

但他们使用的电动葫芦，基本只能从中国进口，很难在越南本地采购。虽然几年前曾有一家韩国企业尝试在越南建一个电动葫芦厂，但没过多久就倒闭了。

电动葫芦示意图

原因很简单：越南本地的需求太小，养不活这样一家工厂。

相对于汽车、手机或者家电，电动葫芦是一个非常垂直的产品，下游基本只有起重机，而起重机的下游又只有特定的工业场景。本身越南的工业体量就不大，再沿着产业链一层层细分下去，留给电动葫芦的市场就更小了。

以下游场景之一的钢铁厂为例，2025年，中国粗钢每个月的产量大约7000-8000万吨，而越南全年的粗钢产量才2500万吨左右。以至于类似电动葫芦这样的垂类工业品，越南一年的量往往还不如中国一个月。

工厂前期的重资产投入，在如此小的需求量下回本时间会非常长，甚至根本无法回本，因为客户不如直接在国外买。

既然越南本土市场太小养不活，那能不能靠国际市场出口造血呢？可以是可以，但得先打得过河北人……

河北保定清苑区的东闾镇，是中国做电动葫芦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东闾镇的东闾村，单是一个村就有700多家，产品包括手拉葫芦、电动葫芦、吊索具和各类起重搬运工具，是中国最大的轻小型起重设备产业带。

然而就算打得过河北人，后面还有河南人……

河南长垣是中国起重设备生产的另一个重镇，聚集了1300家起重机整机和配套企业，年产门桥式起重整机和电动葫芦合计30万台、零部件170万台套，也是中国最大的起重机整机和配套产业集群。

而根据海关数据，2023年，电动葫芦等电动提升设备（HS 842511）中国的出口额是2.71亿美元，越南是377万美元，中国是越南的72倍。

这意味着，有强悍的中国产业链挡在前面，越南本土的电动葫芦厂商不仅很难靠国内的有限需求自食其力，也极难靠国际市场自我造血。

通常我们认为“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似乎价格就是和质量硬相关。但我在越南乃至之后中东、拉美的工作生活经历让我意识到，由于中国极致的产业集群和巨量的规模效应，对于很多标准化的工业零部件和大众消费品而言，中国货就是可以做到比当地生产的产品更便宜，质量甚至还更好。

以我个人为例。我刚去越南的时候因为不想让鞋占用太多行李箱空间，所以只带了两双鞋，想着可以在当地买。越南商场里的耐克普遍卖得很贵，至少一千多人民币。我觉得没必要，毕竟只是一双代步鞋，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双最便宜的，但也花了八九百。

结果穿了不到半年，这双鞋前面就破了，还出现了开胶，我只能把它丢掉。

后来趁回国休假的窗口期，我抓紧花300块人民币左右在淘宝上买了一双李宁的运动鞋。之后两年，这双鞋跟着我一路从中南半岛走到波斯湾和加勒比海，又陪我走进中亚的戈壁、北非的荒漠和高加索的群山，直到我最终回国后才正式荣休。

当然，一双鞋不能完全证明越南制造业的整体质量。但至少打破了我过去一个很简单的认知：贵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更好，便宜也不一定意味着质量更差。这不仅在货的层面成立，在人的层面也成立。

在越南时，一位台湾消费电子高管提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同样水平的能在电子厂里独当一面的成熟工程师，深圳、台北和河内，哪里的工资最高？

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台北或者深圳，因为大家往往会下意识地把价格和能力正挂钩。

但答案其实是河内，原因倒不是因为河内的工程师一定比台北深圳的更优秀，而是这样的人在河内太少了。反倒是深圳因为电子产业足够庞大，工程师供给非常密集，不仅优质人才更多，甚至价格也没那么贵。

我自己后来在越南招人时，也有类似感受。很多越南人简历看起来非常光鲜，海外名校+外企，但聊下来能力很一般，有的甚至感觉就像外企PPT复读机，但要价却很高。反倒是一些越南本土顶尖大学的毕业生，让我感觉相对还稍微靠谱一些。

所以，中国因为规模够大，无论是再垂类的产品，还是质量稍微差一点的产品，都能有足够的下游需求先实现自我造血，再慢慢迭代爬坡，逐渐形成全方位覆盖的产业带和全产业链，以及海量的各类人才，并在此过程中长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本土企业。

典型如立讯精密的创始人王来春，最早在深圳富士康做了10年厂妹，1999年开始靠代工和制造电子连接器起家创业。先活下来，再一点点积累工艺、通过客户认证，从零件爬到模组和整机，并在2010年上市，成为苹果在中国大陆最核心的超级供应商之一。

王来春（图中）与库克

那么如今给如此之多的外资做代工的越南，能长出自己的立讯吗？

产业升级分两种，表面上的一种是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复杂，从纺织到消费电子，越南确实已经在发生了；更真实的一种是这个国家的本土企业也越来越高端，这在越南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发生。

按照越南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25年，越南GDP中的外资部门占比大约20%，进出口中的外资占比都在70%左右。一些近几年在越南十分突出的产业，比如计算机、手机及零部件，外资出口占比超过95%。

以越南三星为例，在三星公开的覆盖其80%采购额的全球主要供应商中，有35家位于越南，其中29家韩资、4家中资、2家日资，没有一家越资（具体供应商名录见附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三星在越南完全没有本土供应商，只不过基本上都是包装材料等非核心板块。在占据大额采购的核心供应商中，越资企业仍然十分边缘。

三星2008年进越南设厂，距今将近20年，仍然如此。甚至即便连门槛更低、发展时间更长的纺织业，也是外资在出口中占主导。根据越南海关数据，2025年，纺织服装出口额396.42亿美金，其中62.3%仍然是外资企业，37.7%才是越南本土企业。

换言之，虽然中美日韩欧各国供应链在地理上来到了越南，但并不代表这些供应链在资本和技术上已经属于越南。

虽然外资来越南也创造了就业训练了工人，但更多地只是为了薅当地生产要素和监管套利的羊毛（招商引资政策、关税优势等），并没有实际给当地留下多少核心技术，也没有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刺激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越南本土企业。

也就是说，外资并不会自动推动一个国家的本土企业升级。在某些环节，它甚至可能产生相反作用：外资直接带来成熟供应商，不仅压缩了越南企业的学习空间，也会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

而且，虽然越南广纳外资，但不同外资往往有着不同标准，这让原本就不大的越南市场变得更碎。

以工业园为例，虽然越南在国家层面有对工业园建筑、消防和电力规范的基本要求，但这些规范更多解决的是安全底线和基本合规问题，具体到不同开发商提供的标准厂房，在层高、地面承重、消防配置、电力容量以及其他设施规格上，仍然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

我当时在越南找工业园时，就听人提到过这个问题。不同国家背景的工业园，各自习惯的厂房规格并不完全一样。一家企业如果想从某个园区搬到另一个园区，原有产线和设备未必可以直接搬进去使用，有时需要重新改造厂房，甚至调整部分设备。

这就意味着，表面上看，越南全国有很多工业园和大量厂房，但这些需求未必能够完全合并成一个高度标准化的市场。同样是一百万平方米厂房，如果每个客户要求的层高、承重、电力和消防配置都不一样，就很难像生产同一种标准产品那样，通过规模把成本迅速降下来。

规模并不只是单纯的数量问题，数量只有是同质化的或者经过标准化改造后，才能真正变成规模效应。这点我之后在中东，有了更深的体会。

所以，从绝对数字看，越南本来就不够大的国内市场规模，还因为标准不一等各种原因进一步削弱了规模效应，而出口又有成熟的中国产业链挡着，导致本土企业仅靠市场化力量很难发展壮大——因此越南政府也开始尝试效法韩国走“财阀模式”，不过这是后话了。

越南最大财阀Vingroup及首富范日旺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国家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要看时运。日韩能靠东亚模式崛起，除了美国的外部援助外，也是因为当时旁边的中国还没成为“工业克苏鲁”；中国自己能崛起，除了内需足够大带来的正循环外，也是因为国际市场上除了中国，别无中国。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代制造业的复杂度与90年代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承接外资产业链时，正好赶上一个“没有简单到只需要劳动力，也没有复杂到只有巨头能参与”的时期。

以消费电子为例，90年代的电脑家电零部件数量、自动化和精密加工要求等都比现在要低，一个做电视机外壳的工厂可以从注塑、模具、材料慢慢学起，未必赶不上。

但到2020年代的，一个智能手机背后涉及各种芯片、软件、摄像头、显示屏、电池材料和精密结构件，从0开始学起的难度大幅提高。这也导致外资宁愿直接带现成的成熟供应商过去，而不是慢慢培养本土的供应商。

因此，近几年虽然看起来越南的外资工厂越来越多，出口额越来越高，产业复杂度也在不断增加，但真正属于越南本土企业的产业能力，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甚至可以说，中国供应链外溢既是越南工业化的梯子，也是越南本土产业升级的天花板：它让越南更容易接住全球制造业，却更难把制造业真正变成越南自己的。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阵模式”，即日本作为头雁，产业升级后把中低端产业交棒给后发国家，一步步转移。后来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确实是按照他的剧本渐次发展的。

但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韩国政论节目里的人说中国不是新的头雁，而是一只翼龙。因为中国在发展高端产业时并没有放弃低端产业，所以不仅打乱了原来的雁阵，甚至还会吃掉其他一些雁。

与其说是翼龙，我倒认为中国是一只“雁中雁”——因为它足够大，所以它的身体里面，本身就装着一整支雁阵。

“规模”不仅仅意味着有多少人可以买东西，它还会决定一个冷门零件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订单，一个工程师是不是稀缺，一个供应商能不能活下来，一条产业链能不能在同一个国家内部闭环。

在后来中东拉美等全球其他地区的出海经历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最特殊的点，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十四亿人”，而是被文化、基建、制度等整合的“被组织起来的十四亿人”。

这让中国可以最极致地发挥规模效应的恐怖威力，几乎封死了“下一个中国”的出现；但这也恰恰正是大量中国企业出海时水土不服甚至翻车的根源。

因为“被整合的超大规模”这一点实在太特殊了，全世界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所有长在这块极为特殊土壤上的果实，如果不加调整直接移植，就一定会遇到问题。很多出海所谓的“水土不服”，看起来是不理解当地，其实是看不清我们自己。

我在越南这家起重机工厂里，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件事。

在郭总的工厂考察结束后，我坐车返回河内。路上正好赶上工人下班，很多人骑着摩托车从工业园里出来，密密麻麻地驶向周边的村镇。

至少在我看到的这个工业园里，没有中国早期工业区那种规模庞大的员工宿舍。中国早期的制造业工人，大量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而在越南，许多工厂使用的还是周边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劳动力。

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但看着这些骑摩托车下班的工人，还是会让我想起电影中那个刚刚开始工业化的中国。这些越南工人当然也在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但个人的努力能不能最终变成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还取决于许多个人无法决定的结构性条件。

回到河内，晚餐吃了一碗北方口味的牛肉粉。手机震了一下，原来是我的越南语老师阿英问我周末要不要一起吃大排档。

我愉快地答应了。

（未完待续）

附录：三星越南主要供应商名录

韩资（29家）：

中资（4家）：

日资（2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