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9年春，北平香山，毛泽东与颜惠庆谈到上海人事安排时，提起了吴国桢。颜惠庆认为，吴国桢虽是国民党官员，却有市政才干，不该简单视为敌对人物。毛泽东听后笑道：“既然大家认为他能治理上海，那就让他留下来嘛。”
这段谈话后来广为流传，但它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毛泽东是否当场作出任命，而是吴国桢身上那个难以回避的矛盾：他确实有行政能力，也曾在危急关头承担责任，却始终没有跨过政治立场那道门槛。
吴国桢189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清末秀才，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吴国桢自幼受过严格教育，少年时期进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相识。两人年龄相差五岁，却因学校生活和思想兴趣保持交往。后来吴国桢赴美国留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政治学校任教，随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系统。这个阶段的吴国桢，并没有显露出后来那种强烈的行政风格。真正让他受到蒋介石注意的，是他担任蒋介石秘书的经历，以及流利的英语能力。
吴国桢很快离开外交部门，转入地方行政。1932年，他出任汉口市长。上任后，扩建中山公园，整修城市排水系统，还处理了长期困扰市民的防洪问题。1934年武汉水位暴涨，张公堤告急，他连续多日守在堤坝上，吃住都在现场。
有人劝他先把家人送走，他没有答应。“市民还没有撤，我不能先走。”这句话未必是吴国桢一生最重要的政治表达，却很能说明他的性格：重秩序，讲责任，也有相当强的个人操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逼近武汉。吴国桢让妻子带孩子前往昆明，自己留在汉口组织撤离和后方事务，直到蒋介石下令总撤退才离开。1939年，他又出任重庆市长，成为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后的首任市长。
重庆任内，吴国桢提出“以法治推进民治”，一面疏散人口，安排部分无业家属转往农村，一面利用轰炸后的空隙改造城区、扩展卫星城镇。较场口防空隧道惨案发生后，数千人伤亡，吴国桢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但仍接手全市防空设施的管理，试图堵住城市防护中的漏洞。
有意思的是，这种行政上的能干，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选择。
1946年，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那时国民党统治已经问题重重，物价飞涨，社会矛盾激化，学生运动接连发生。1948年上海学生举行反迫害、争民主的抗议活动，吴国桢既要执行上级命令，又不愿让局势演变成流血冲突。一次现场秩序失控，他的帽子被掀掉，眼镜也被打坏，仍对身边人员说：“不要随便开枪。”
这份克制并不意味着他站到了学生一边。蒋介石要求解散同济大学时，吴国桢借故拖延，没有立即执行，因此被斥为“姑息养奸”。金圆券发行前，他还曾密电反对，甚至以辞职相逼。可当蒋经国在上海推动经济管制、触及权贵利益时，吴国桢最终没有真正与蒋氏父子决裂。
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他反对某些政策，却不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体系；同情社会秩序，却不接受国民党政权已经失去民心这一事实。中共方面曾通过周恩来等人与他联系，希望他留在大陆工作，但吴国桢没有接受。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吴国桢离开大陆，前往台湾。蒋介石任命他为台湾省主席，并交给他处理军费和财政困难的任务。吴国桢积极争取外援，为国民党在台军政体系筹措经费，个人地位一度达到高峰。
然而，蒋介石需要的是能办事的人，更是绝对服从的人。1953年，岛内出现美国方面可能支持吴国桢、孙立人改变台湾权力格局的传言，吴国桢被迫辞去职务，前往美国。此后，他多次致信蒋介石，批评其独裁作风，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吴国桢被撤销职务，开除出国民党。
晚年的吴国桢在美国教书、写作。中美关系改善后，他开始关注大陆的发展，并曾表示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信心。1984年，邓颖超邀请他回国参加建国35周年庆典，吴国桢接受了邀请，却因突发重病未能成行，最终在美国病逝。
他一生做过汉口、重庆、上海和台湾的主政者，行政才干毋庸置疑；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阶段，他选择了蒋介石，也就选择了承担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政治责任。毛泽东所说的“让他留在上海”，终究没有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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