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手记：实际上有些办案人员对怎么办诈骗案也有争议

张春律师 专注于诈骗犯罪辩护

作者：张春律师 知恒广州刑事专业委 副主任 、专注重大疑难复杂的诈骗案辩护、电话：170 6045 1589（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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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办一个诈骗案，上周五又被法院通知有新的证据要求我们去阅卷，案卷拿回来以后，一直在研究，案件被安排在11 月开庭，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很忙，忙着再次梳理资金走向和人物关系，还有很多新补充的证据对我们当事人有利还有不利的。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案件金额是一千多万，但我们为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所以案件沟通上就便捷了很多。

这个借贷型的诈骗案，其实这个案子说复杂也不算复杂，但要说简单，也绝不容易—— 它在检察院阶段就上了检委会，当时连 “诉还是不诉” 都没定下来。之后，我们律师反复提交 “不构成诈骗罪” 的意见，可区检察院始终没明确表态，内部检察官意见也不一致。既然达不成共识，就只能把案子层层上报给上级检察院，由上级检察院给出内部指示。结果，我们拿到的初步进展是 “先诉出去再说”。

到了法院阶段，案子又被提交审委会，合议庭直接安排了7 个人，案件也一拖再拖。我们申请了调查取证、重新鉴定，还提了管辖权异议，眼看案子拖了快一年，终于不得不安排开庭。法院倒是很重视，专门开了庭前会议，可核心问题依旧没解决，最后索性决定 “直接开庭”，看开庭前能不能把这些问题一并处理。

有份简单的情况说明，我足足坚持要了三年，直到法院阶段才拿到。这份说明记录的是涉案被害人家属的公职任职情况，能拿到全靠我向省检察院、最高检、相关纪委监委等部门反映后，对方迫于压力才提供的。

要是这只是件普通诈骗案，我们按正常流程辩护就行，律师的工作量也小，可偏偏这案子不是。在公权力面前，普通人实在太渺小了—— 这权力一旦开个小口子，叫人家破人亡都有可能。虽说对政府而言是“法无授权即禁止”，但到了实务中，受经济水平、各种利益牵扯，总会冒出些千奇百怪、牛鬼蛇神的事。

我也相信，大多数案子是依法依规办的，可你能保证自己遇到的就是“大多数” 吗？昨天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嫌疑人因刑讯逼供死亡” 的文章，没过一会儿就看不到了。

经常有当事人和家属拿着案情来问我：“某某涉案金额多少，该判多少年？” 每次听到这种问题，我都又无奈又觉得可笑。实际上，办案过程中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不能只看金额，必须结合全案分析。法律条文是死的，人是活，活着的人就得灵活运用法律。

前几天看到一份文件，大概是关于某地区某罪名的量刑—— 有个律师认为省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不符合实际，申请重新审查量刑区间。最后答复下来，确认那份量刑指导意见确实太严苛，最终做了修改调整。

我办疑难复杂诈骗案时，也常遇到司法机关拿不准的情况，还经常接到一线民警关于诈骗罪的咨询。比如有次，一位民警加我时说明身份：是某地民警，正在办一起案子，看了我分享的很多案例后，拿不准涉案行为是否构成诈骗，想和我沟通、听我的意见，再决定是否立案。类似的交流，和法官、检察官也有很多，可想而知，实务中很多诈骗案的争议性有多高。

（四川民警关于诈骗罪的咨询探讨）

（北京民警关于诈骗罪的咨询探讨）

就说我最近对接的这起咨询：案子里有“借新还旧”，有高利息，还存在虚构出借人身份的情况，这种案子在实务中很常见。民警说，现在卡在两点：一是想定“套路贷” 或诈骗罪，可总觉得牵强；二是 A 那边催得紧，不断施压要说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其实之前也遇到过检察院、公安来咨询，我们的态度一直很明确：能帮忙梳理事实、提供意见，重点是帮可能无罪的人争取机会，也帮办案机关找到平衡。比如我们在佛山、广州办的几起案子，都是这么做的。

当然，我们作为律师，也会明确立场—— 我们倾向于做无罪或罪轻辩护，但前提是有证据支撑这个结论。如果确实是诈骗，那也没什么好讨论的。最后，我们沟通了40来分钟，我了解完案情后得出结论：不构成诈骗罪，也不构成套路贷相关犯罪。民警也说，内部办案人员也有争议，最终处理结果还不好说，只能希望当事人有好运。

再拿我办过的保健品诈骗案举例：到底定虚假广告罪还是诈骗罪，司法机关一开始也拿不准。我们介入后，审查了全案证据，发现它根本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首先，没有一个被害人主动报案，所谓的“被害人”，全是办案单位打电话叫去配合调查，然后被强行认定为 “被害人”；其次，指控金额 900 多万，可只有 10 个人的询问笔录和转账记录，且每个人的金额都只有一百多元。

这已经够离谱了，更离谱的是：这些“被害人” 没提供任何一款涉案保健品的实物或诈骗相关证据；笔录里有大段大段一模一样的话术，甚至有的办案人员出现了 “分身术”（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笔录的记录人处）。就在证据这么薄弱的情况下，案子还是以诈骗罪被起诉，用的还是 “推定” 方式 —— 只要是银行流水里的金额，全被推定为涉案金额，从 10 个人身上 “推定” 出 900 多万的涉案金额。

我们接着审查：当事人是否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通过看物流交易记录、同案人员及其他人的言辞证据，发现“被害人” 购买的保健品是可以退货的，也有人退过，就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案子里确实有夸大宣传的成分，但这不构成 “虚构事实”—— 就像雷总宣传小米产品一样，要是按 “夸大即诈骗” 的逻辑，雷总百分之百是诈骗。但很显然，宣传中的夸大成分，和刑法意义上的 “虚构事实” 有显著区别，且刑法对 “虚构事实” 的认定标准非常严苛。最后，我们和司法机关极力抗争，坚持做无罪辩护，终于争取到 “以虚假广告罪定罪” 的妥协结果。向这类案件还有一些直播间卖瓷器、古董的涉嫌诈骗的也是如此。

这个案子，和我们之前办的“拼多多、有赞商城上销售商品，有部分销售在网络上男扮女，以谈恋爱的方式销售商品，被控诈骗罪” 的案子如出一辙。那起案子最后以非法经营罪判决，量刑从 13.5 年改成 5 年，当事人最终决定不上诉。

另外，我办借贷型诈骗案时，总结出一个常见规律：很多所谓的“被害人”，其实明知道自己没被骗，但他们出借的资金利息极高 —— 如果走民事诉讼，不仅拿不到钱，还可能因 “套路贷”“高利贷” 暴露自身问题，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让案件刑事立案，甚至蒙骗公安机关，只有这样才能拿回钱。而立案初期，公安机关收集的材料有限，很多当事人不知道哪些证据对自己有利，想当然认为公安会 “秉公执法”，于是选择沉默，或是在公安问话时不辩解、不解释、不要求修改笔录，导致案子一步步走向错误方向。

办案过程中，我也遇到过负责任的公安机关。有次在某地代理一起“院长医保诈骗案”，我找经办民警聊了一个小时，递交了法律意见书，最后案子不仅拿到了逮捕后的取保候审，还判了缓刑。案子结束后，家属跟我说：当时他们也去找过经办人递交证据，经办人直接说 “你们全程听张律师的辩护意见就行”，还说 “你们找对人了”。还好这位家属是在网上找到我的，我也是外地办案、第一次去当地，不然经办人这话很容易产生歧义，被解读出其他意思。

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家属说“这案子明显是无罪的，问题不大”，就任由案件发展，结果一审开庭后判了有罪，家属才傻眼，赶紧找律师上诉。可有些案子还有救，有些早就没救了。所以我反复跟当事人和家属说：刑事案件绝对不能拖！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属实，可以去问身边在司法单位工作的人，或是家里有做律师的，多打听打听就知道了。

还有一起案子也很典型：双方对还款金额有分歧，报案人要求还高额利息加本金，可当事人觉得“根本不欠这么多，你要想要钱就去起诉我”，之后就没理报案人。结果报案人以 “当事人消失、跑路、联系不上” 为由报了诈骗，实在荒诞。

我们最近办的另一起案子，报案人自述的金额和公安计算的金额都对不上。我们申请了司法会计审计，理由有两个：一是很多报案人明明已经还清款项，却还在报案；二是只要审计，就能证实当事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报案人说了假话。可离奇的是，因为账目混乱，没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愿意接这个审计。没办法，最后只能由检察院内部的“审计机构” 对借款、还款数额进行审计 —— 本来是双方自己能算清的账，却要交给司法机关，更可笑的是，司法机关算出来的结果还是错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专业会计人员。有些报案人经审计得出的金额，甚至比自己当初报的还高，来回磋商半天也没个结果，最后案子以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做了不起诉。

今年在河南办的一起男性保健品诈骗案，司法机关也花了很大代价做审计，要审计涉案金额和非法获利。最后我们指出了鉴定中的违法违规之处和不合理地方，这份鉴定终于被排除，检察院也撤回了该证据。这事儿算“专业 + 运气”，可很多时候，司法机关会直接把第三方的鉴定 / 审计结果当作最终的涉案金额 / 获利金额，用来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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