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准胡宗南亲信入党，还让汪东兴担任介绍人，他究竟是谁？

1935年9月，南京丁家桥，中统头目徐恩曾等来的不是一份普通情报，而是陕西地下党重要成员李茂堂。这个名字后来长期出现在敌我双方的档案中：在国民党眼里，他是“反共干将”；在共产党内部，他却是一名被迫隐姓埋名、长期潜伏的情报人员。

李茂堂被捕，并非因为组织疏忽。中统掌握线索后，在上海制造抓捕行动，还用被捕同志的安危向他施压。李茂堂选择自投罗网，原本是想换取同志获释，结果中统并未兑现承诺。

这件事让他看清了敌人的手段。可人已经进了监狱，怎样把消息送出去，成了更棘手的问题。

徐恩曾派人轮番劝降，又让叛徒出面游说。李茂堂表面上答应合作，甚至接受安排，去“协助”中统搜捕地下人员。这个举动传到地下党耳中，许多人一度认为他已经变节。

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却没有急着下结论。李茂堂提出要追查地下工作者王超北，借着带领特务奔走调查的机会，设法与王超北接上关系，并把中统的行动计划告诉了他，帮助其脱离险境。

事后，中统特务追问责任，李茂堂反而板起脸说：“行踪已经告诉你们，抓不到人，怎么能全怪我？”这番话既像推脱，也像反击。徐恩曾没有发现其中的破绽，反而认定他心狠手辣、办事老练。

组织方面也没有轻易放弃他。地下情报工作最忌讳只看表面，李茂堂是否真的变节，必须由事实判断。王超北的证明，使他没有被当作叛徒处理。此后，他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并且把“反共”做给敌人看。

有意思的是，李茂堂真正获得信任，并不是靠一次惊天动地的功劳，而是靠长时间的伪装。他对政治犯冷酷，对同僚圆滑，对上级唯命是从。越像一个彻底投敌的人，越容易接近机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南京方面急于掌握西安情况，中统也在寻找能够进入西安的人。李茂堂主动提出前往，甚至设计了以飞机进入西安、伺机营救蒋介石的方案。

这个计划并未成功，他抵达西安后很快被东北军方面控制。但在审讯中，他没有泄露南京方面的重要情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段经历反而被国民党包装成“忠于党国”的表现，他因此得到徐恩曾等人的进一步信任。

李克农后来曾设法与李茂堂接触，确认他仍在执行潜伏任务。李克农没有让他立即撤离，而是要求他继续留下。原因很现实：一个已经被敌人信任的内线，价值远远超过一个安全回到根据地的情报员。

1944年，国民党方面曾在西安秘密关押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并策划利用“越狱”制造武装镇压的借口。李茂堂获悉后，及时向监狱中的同志示警。后来果然有人被安排进入监狱，故意煽动越狱，结果很快被识破，阴谋没有得逞。

这类情报看似零碎，却直接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李茂堂多年提供的政治、军事信息，也让中共中央对西北地区的敌情有了更准确的判断。

抗战胜利前后，李茂堂开始考虑另一件事：如何活着回到延安。

他不能秘密离开。以中统重要人员的身份突然失踪，必然引起怀疑；若被胡宗南方面发现，延安也可能受到牵连。于是，他反其道而行，向胡宗南提出要以国民党特派人员身份前往延安，名义上是刺探情报。

胡宗南对这名亲信十分看重，起初并不愿意让他冒险。李茂堂便表示：“为党国办事，不能只挑安全的路。”在一番筹划后，他以公开身份通过封锁线，前往延安。

1945年8月，李茂堂抵达延安。迎接他的不是审讯，而是李克农、罗青长等人。长期处在敌营中的他，终于把隐藏多年的真实身份交给组织，同时提出重新入党。

问题很快报到毛泽东那里。有人担心，李茂堂曾在国民党系统担任要职，且多年以敌特身份活动，是否能够确认可靠。毛泽东没有把重点放在他的表面职务上，而是追问：“为什么不给他解决党籍问题？”

李克农等人解释，主要是缺少正式介绍人。毛泽东随即表示，可以由罗青长、汪东兴担任介绍人，并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正因为这次决定特殊，李茂堂被称为毛泽东亲自批准重新入党的重要案例。

为了继续蒙蔽国民党，延安方面还配合他演了一场戏，准备了一些经过处理的材料，并对外制造不满和谴责的假象。李茂堂带着这些信息返回后，胡宗南果然更加信任他。

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李茂堂又参与获取国民党潜伏特务名单。国民党准备在西安留下人员，待解放军进城后制造破坏。李茂堂利用中统内部派系矛盾，推动名单转移，并设法争取部分人员起义，使这套计划未能按原定方式实施。

胡宗南撤离西安时，仍把李茂堂当作可靠部属，留下人员、物资和装备。李茂堂则以留守为名，保护城市和相关人员，避免西安遭到更大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曾任贸易部副部长。长期潜伏给他的身体和生活留下严重影响，1953年病逝。这个曾被敌人称作“亲信”的人，真正的身份并不在国民党任职履历里，而在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联络、警报和取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