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王铮轶事：创刊请毛主席题字，收到回复后叹气：我真后悔

1942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里，王铮把一部缴获的小型手摇发电机放在桌上。机器不大，却让在场的人围了过来。那时根据地缺材料、缺设备，连一颗合用的螺丝都很金贵，更别说制造精密电器。

王铮没有把它当成陈列品，而是提出要求：“三个月，争取把它仿制出来。”这句话听着硬，做起来更硬。发电机里的元件精度较高，延安的设备和技术条件都有限，稍有偏差，整机就无法工作。

这件事，正好说明王铮的特点：他不是只会使用电台，更在设法让部队拥有制造通信器材的能力。多年以前，他创办《通信战士》时，同样是从一个实际问题出发——让分散在各地的通信人员，有一个交流经验、传递技术的渠道。

1939年冬，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敌后战场地域广、联络难，电台成了党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重要纽带。王铮找到教育股长王进、出版股长林风商议办刊，刊物名称很快定了下来，叫《通信战士》。

王铮亲自参加筹备，并担任编委会主任。延安当时不少报刊的刊名，得到过毛泽东题写，这既是鼓励，也便于扩大刊物影响。于是，王铮和几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题写刊名，并希望能够写一篇简短的发刊词。

信送出后，他们等了十多天。

回信终于到了。毛泽东说明工作繁忙，发刊词没有时间撰写，只写了几个字供他们选用。随信寄来的，还有三张毛边纸，上面分别写着“通信战士”四个字，字势沉着有力，三幅各有不同。

王铮拿到题字，自然十分珍惜。可读完回信，他却叹了口气，对身边同志说：“发刊词那句话，本来不该写进去。”在他看来，毛泽东日理万机，自己还提出额外请求，多少增加了对方的负担。

这份“后悔”，并不是对刊物没有信心，而是通信工作者特有的严谨。字数、时间、纸张，在战争年代都不能随意浪费。王铮后来亲自起草发刊词，核心意思归结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做起，争取革命胜利。

1940年元旦，《通信战士》创刊号出版。毛泽东的题字被按比例缩小，刻成木制印章，再套印在刊物上。油印条件简陋，纸张也不宽裕，但刊物逐渐受到通信人员欢迎，交流内容也从一般经验扩展到电台操作、器材维修和保密纪律。

有意思的是，题字并没有成为刊物的装饰。它真正发挥作用，是因为刊物背后有一批人不断解决战场上的难题。毛泽东后来称赞王铮等通信工作者是“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句话点出了通信工作的价值：看不见的电波，连接的是整个抗日武装。

1941年以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方面又实行封锁，通信器材采购越来越困难。没有器材，电台就可能停摆；联络中断，部队之间便难以及时传递命令。王铮把目光转向自制，带人收集废旧飞机、汽车、铁轨和各种金属零件，能拆的拆，能改的改。

延安通信材料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器、波段开关等元件，逐步能够自行制造。经过反复试验，材料厂还生产出五瓦、十五瓦、五十瓦以及五百瓦等不同功率的无线电收发信机，并制造有线电话交换设备。

这不是普通工厂的扩产，而是封锁环境下的技术突围。许多工人没有系统受过训练，只能边干边学；有些图纸不完整，就拆解旧设备摸索原理。王铮常到车间查看，与技术人员一起分析故障。机器坏了，重来。元件不合格，再试。

后来，中央举办通信器材展览会。王铮带着自制设备到杨家岭汇报，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介绍后，对材料厂的成绩给予肯定。毛泽东题词说：“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朱德也题词鼓励，强调建设自己的通信力量。

回到材料厂，王铮又把那部手摇发电机交给技术人员研究。三个月的期限摆在面前，仿制能否成功，没有人敢轻易保证。但在延安的通信史上，许多成果正是这样产生的：缺少现成条件，便从旧机器里找办法；没有完整设备，便靠双手一点点补齐。

那三幅“通信战士”题字，最终不只是创刊号上的四个字。它们和材料厂里自制的电台、发电机一起，见证了一个事实：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通信建设既靠政治方向，也靠一颗螺丝、一张图纸和无数次不厌其烦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