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春，上海一场工农商企业家会议上，董竹君正与人交谈，一名身材高大的军人忽然快步走来。他盯着董竹君看了片刻，试探着问：“您还记得1929年锦江川菜馆里的那位年轻人吗？”
董竹君一时没有想起。对她而言，那不过是经营饭店期间接济过的一个落魄客人。直到对方报出姓名，她才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位身着军装的人，正是当年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宋时轮。
宋时轮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那次重逢，宋时轮一直在道谢。董竹君却摆了摆手，说：“不过是帮了一点小忙，算不得什么。”宋时轮回答：“对您来说是小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活下去的机会。”
1929年的上海，宋时轮出狱后没有盘缠，也没有落脚处。他辗转寻找党组织，却始终没有得到确切消息。几天过去，饥寒交迫之下，他经狱友介绍，拿着一封信来到董竹君经营的川菜馆。
董竹君看完介绍信，没有追问太多，只让伙计安排他吃饭、休息，又给了他一笔路费。临行前，她特意观察街面，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让宋时轮离开。这样的谨慎，并非多余。白色恐怖时期，上海地下交通和联络极其危险，一个陌生人的出现，可能牵连一串人。
董竹君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饭店。1900年，她出生在上海贫民家庭，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做佣工。弟妹先后夭折后，她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曾省吃俭用送她读书，但父亲患病、家庭欠债，很快击穿了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
为了还债，年幼的董竹君被送进青楼卖唱。她所在的“长三堂子”主要以唱曲谋生，身份仍受人控制。那段经历让她见识到贫困怎样逼人低头，也让她更早明白，女人若没有谋生本领，便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后来，她与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夏之时结婚，并赴日本求学，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婚姻初期并不算坏，但夏之时的封建观念和日渐恶化的生活作风，最终使这段关系走向破裂。1917年回到四川后，夏之时失去兵权，沉溺赌博与吸食鸦片，还对家人施暴。
董竹君真正下定决心离开，是因为子女教育问题。她坚持让女儿读书、学音乐，夏之时却认为女子只需嫁个好人家。一次争执中，夏之时甚至抄起菜刀威胁她。董竹君带着几个女儿离开四川，独自回到上海。
这条路很难。她变卖首饰、筹款办厂，亲自推销产品，后来又在友人帮助下开设川菜馆。饭店选址、菜品、服务和布置，她都亲自过问，还采用较为卫生的分餐和一次性筷子做法。锦江川菜馆由此在上海站稳脚跟，来往的不只是商人和名流，也有记者、学生、进步人士以及秘密活动的革命者。
有意思的是，董竹君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却长期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帮助。抗日战争期间，她曾利用饭店掩护和接济进步人士，并捐助抗战。她还创办妇女刊物，主张女性接受教育、拥有职业。饭店看似只是生意场，实际上也成了各种消息交汇的地方。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恶化，董竹君因与进步人士交往受到日方注意，曾被关押数月。出狱后，她没有离开这条道路。1940年，为躲避日军骚扰，她前往菲律宾，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创办印刷厂，承印进步刊物和相关材料。
上海解放前夕，她还参与传递消息、保护民主人士。凭借与各界人物的交往，她曾设法帮助张澜、罗隆基等人离开险境，也向共产党方面提供过有关暗杀计划的线索。这些行动没有显赫名义，却需要承担实实在在的风险。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继续经营锦江饭店。饭店后来成为上海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接待过许多外国政要。她没有让女儿简单继承产业，而是支持她们接受专业教育。锦江饭店最终交由国家管理，董竹君则过起相对安静的生活。
宋时轮始终没有忘记那笔路费和那顿饭。对于一个刚出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青年而言，董竹君的帮助让他重新获得了继续寻找道路的条件。多年后，他成为上将，而董竹君也从贫民之女、青楼歌女，走成了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1987年，董竹君在上海病逝，享年88岁。她与宋时轮此后保持友谊，偶有往来。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只在1929年短暂交会，却被时代推向了完全不同的位置。那间饭店里递出的一笔钱，数额并不惊人，记住它的人，却用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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