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北京。郭汝瑰带着一份经费使用报告，走进张震的办公室。那时，《中国军事史》600万字的书稿刚刚交出，尚未正式刊印。老人先汇报此前5万元经费的去向，账目说得清清楚楚，随后才谈起另一件事。
“我还想编一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只是经费……”
话没说完，张震抬手打断：“不用再找人筹款，我支持你。”
这句承诺，改变了郭汝瑰晚年最后一段学术工作。国防大学很快拨出5万元，他和分散各地的编写人员重新投入资料整理。没有豪华办公室，也没有丰厚稿酬，许多人年过六旬，仍靠书信往来推进全书。
有意思的是，郭汝瑰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在战场上完成的，却同样带有“打硬仗”的性质。他们查阅数百份档案，走访抗战老将军，核对战役经过、部队番号和作战部署。历史不能只靠回忆拼接，许多细节必须反复考证。
这份认真，与他一生的军人习惯分不开。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军第14师42旅临阵畏缩，师长和副师长都不愿接替指挥。郭汝瑰主动赶到前线，代理旅长，率部苦战7天7夜。部队出发时约8000人，撤下阵地时只剩2000多人。
那不是一次普通的升迁机会，而是一场随时可能丧命的硬仗。郭汝瑰写下遗书，说明自己已经做好牺牲准备。此战之后，他凭借实际表现进入国民党军队高层，后来担任第54军参谋长，并在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战事中发挥作用。
他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能打仗，更在于能判断战争背后的意图。日军准备向哪里推进，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有何漏洞，他往往能从情报和地形中迅速找出关键点。这种能力，使他受到蒋介石重视，也让他得以接触国民党军队的核心机密。
然而，军衔越高，风险越大。
郭汝瑰早年就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8年，在白色恐怖仍然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却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国民党军政体系内任职，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郭汝瑰参与军事方面的工作，并随军事小组前往北平、太原、延安等地。国统区的腐败混乱，与解放区的社会面貌形成强烈反差。对他来说，这不是书本上的判断，而是亲眼所见。
在任廉儒介绍下，他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组织对他的要求很明确：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利用职务传递军事情报。
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掌握着重要作战计划。他传出的内容，有时还未正式下达到前线，解放军方面已经获得相关信息。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曾怀疑他“通共”，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能向蒋介石报告郭汝瑰“过于清廉”。
蒋介石没有立即处理他，反而让蒋经国暗中调查。调查结果没有发现问题，郭汝瑰因此暂时渡过危机。后来，他以“引咎辞职”的方式离开国防部，被任命为第72军军长，前往四川。这一安排，正好为他参与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率部通电起义。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署由此受到严重冲击，蒋介石原本寄托的“反攻”计划也随之破产。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长期没有恢复党员身份。几十年里，他多次申请归队，得到的答复是重新入党。对一名曾在隐蔽战线上承担重大风险的人来说，这种等待并不轻松，但他没有因此离开工作岗位。
1966年，在叶剑英指示下，郭汝瑰参与组织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准备编写《中国军事史》。工作刚起步便遭遇中断，资料散失，人员分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编写工作重新启动。1980年4月，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详细说明个人历史，申请重新入党，愿望终于得到批准。
张震对这项工作始终给予支持。郭汝瑰等人重新联系到原编写组成员，共48人。大家分散在各地，家里连电话都很少，只能靠书信沟通。1983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出版，叶剑英题写书名，张震作序。
1990年，书稿完成并交付。郭汝瑰随即提出新的写作计划，张震没有让他继续解释，也没有要求他四处募捐，只说：“我支持你。”
六年间，编写组完成《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六章内容。遗憾的是，郭汝瑰后来患上脑血栓，只能把主编工作交给其他同志，治疗期间仍持续关注进度。1997年全书完成。同年10月23日，郭汝瑰因车祸去世，未能看到这部著作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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