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1月21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徐远举因缝制服装不合格被要求返工。他当场拒绝，随后与检验人员争执，情绪越来越激动。当天晚上，他用冷水冲洗身体，回到房间不久便突然晕倒。
同监舍的人赶紧救治。遗憾的是，徐远举最终因脑血管破裂，于次日清晨去世。这个结局听起来像突发疾病，背后却拖着二十多年积压的失意、怨气和无法排解的愤怒。
徐远举、周养浩、沈醉，都是军统系统中的高级人员。后来文学作品《红岩》里的徐鹏飞、沈养斋和严醉，也分别有他们的影子。三人曾长期在西南地区活动，彼此熟悉，既是同僚，也谈不上真正的朋友。
1949年云南局势变化后，三人的命运同时转折。12月9日，沈醉在昆明五华山卢汉办公室被扣押。徐远举和周养浩随后也被关押，三人一度同在昆明钱局街陆军监狱。
刚被关进去时，他们并没有立即反目。沈醉回忆，三人先是沉默流泪，后来又互相安慰，甚至庆幸彼此都还活着。那种“终于见面”的笑，并非真有多少情谊，而是人在巨变中本能寻找同伴。
局面很快发生变化。
徐远举和周养浩逐渐得知，自己之所以被留下并交出，与沈醉当时的选择有关。徐远举开始冷言冷语，周养浩更曾抄起板凳冲向沈醉。幸亏宋希濂及时挡住，冲突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这件事很能说明三人的差异。沈醉擅长观察形势，也懂得收敛锋芒；周养浩心思深，遇事多有隐藏；徐远举则性情急躁，受不得刺激。一旦遭遇不公或挫折，他很难把情绪压下去。
进入功德林后，三人的差距更加明显。1956年，各地羁押的高级战犯陆续集中到功德林。沈醉很快适应了环境，能够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王耀武、杜聿明、王陵基等人，都愿意同他交谈，连一向孤傲的黄维，也愿意与他多说几句。
沈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写。回忆材料、学习心得和历史资料，他都认真整理。文字写得生动，态度也较为配合，这使他在管理人员和同监人员中留下了特殊印象。
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员公布时，沈醉没有在名单中。他一度十分失落，杜聿明却提醒他：“你被扣押还不满十年，别急着下结论。”沈醉重新计算时间，才发现自己从1949年12月被扣押算起，确实尚未达到条件。
这句话让他冷静下来。曾扩情当时想把《唐诗三百首》送给他，杜聿明却把书拿回去，说：“留着吧，等你出去再看。”这不是一句随便的安慰，而是判断沈醉还有机会获得释放。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沈醉终于获释。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会议上，代表未获特赦人员发言的正是徐远举。会后，两人曾互相祝贺，沈醉还预祝徐远举下一批获释。
徐远举并非没有机会。他在改造期间虽然脾气暴，却有一点值得注意：特殊年代里，他没有书写诬陷他人的材料。只是他的性格始终没有真正改变，尤其在特赦问题上，越来越难以控制情绪。
第三批名单中只有郭旭一名特务人员，徐远举再次落空。1966年以后，特赦工作暂停，他原本就不稳定的希望彻底变成了长期等待。对一个习惯掌控局面的人来说，最难熬的不是吃苦，而是看不到尽头。
徐远举把这种失望带进了日常生活。缝纫返工本是小事，他却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轻视。文强、黄康永曾劝他不要争斗，他没有听进去，反而与检验人员发生冲突。随后的一场冷水冲洗，成了压垮身体的诱因。
沈醉后来对徐远举的死表示惋惜。两人都曾身居高位，却在同一座管理所里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调整自己，等到了机会；一个始终被情绪牵着走，最终倒在释放之前。
周养浩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不像徐远举那样外露，却更为复杂。这个被称作“书生杀手”的人，长期善于伪装，表面服从，内心却未必真正接受改造。1949年被捕后，徐远举惊慌失措，周养浩却仍在盘算如何对付沈醉。
1975年3月19日，周养浩与黄维、文强等人获得特赦。那时他已六十五岁，旧日关系早已瓦解，台湾方面也没有真正接纳他的条件。离开大陆后，他只能漂泊海外，最终客死异乡，未能重新回到原来的权力网络之中。
沈醉的晚年道路因此格外不同。他获释后继续整理军统及西南地区的历史资料，恢复起义将领身份，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三个人曾经并肩而行，后来一个留下文字，一个死于管理所，一个远走海外；性格的差异，最终变成了各自无法回避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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