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7日清晨,河南省襄城县郝庄村的烟田还挂着露水,毛泽东来到这里察看庄稼。当地人没有把这次视察只当成一次汇报会,因为主席下车后没有急着听材料,而是径直往田里走。
那一年,农村正处在“大跃进”氛围之中,墙上的标语很醒目,田间的产量数字也被反复强调。可毛泽东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牌子上写了多少,而是庄稼长得怎么样,农民能不能从收成中得到实惠。
郝庄一块十二亩的丰产烟田,成了视察的第一站。烟株已有一人多高,叶片宽厚,长势确实不错。地方干部介绍亩产时,毛泽东蹲在田埂边,掰着手指算了起来,随后提醒道:“数字要算准。”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让在场的人感到压力。那段时间,各地报喜的数字层层加码,动辄出现惊人的产量。毛泽东看得很细,既看烟叶的长势,也问生产成本、收购和社员收入。对农村来说,产量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必须能够换成粮食和收入。
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在鞋面上,他仍在田里边走边看。有人忙着请记者拍照,他却把手指向烟株,示意镜头不要只对着自己。庄稼才是农民吃饭的根本,这种视察方式,与坐在屋里听汇报完全不同。
随后,毛泽东又看了“二茬烟”试验田。主株收割后,旁边重新萌发的枝芽长势旺盛,地方干部认为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毛泽东听完后没有马上肯定,而是继续追问种植方法、肥料使用和实际收成。试验能不能推广,得看账本,不能只凭一块样板田。
有意思的是,视察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毛泽东随身带着“彩蝶”牌香烟,曾抽出一支递给身边的人。几名干部连忙摆手,说自己不抽。毛泽东便没有勉强,自己点燃了香烟,站在烟田边看了片刻。
这支烟后来被递到了赵福申手中。
据襄城当地流传的回忆材料,赵福申是附近的瓜农。当天临近返程,他抱着一只自家地里摘下的大西瓜,挤到人群前送给毛泽东。西瓜足有三十多斤,表皮带着泥痕,显然刚从地里摘下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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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过西瓜,拍了拍瓜皮,问道:“是自家种的?”赵福申回答:“是,首长尝尝。”毛泽东称赞瓜长得好,随后从手中取出一支“彩蝶”牌香烟递给他。
赵福申没有想到自己会收到这件东西。他双手接过,连声说舍不得抽。对一个普通农民来说,香烟本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它曾从毛泽东手里递来。回到家后,他找来一块杨木,做成巴掌大的小匣子,把香烟包好放进去。
这个细节,被赵家人保存了许多年。香烟外层用锡纸包着,避免受潮,木匣也被放在家中较稳妥的位置。逢年过节,赵福申总要拿出来让子孙看看,并反复交代:“这是主席给的,不能随便动。”
视察中,毛泽东还察看了当地烤烟房。干部担心里面温度太高,劝他不要进去,他却坚持走入房内。烤烟房里热气逼人,烟叶正在脱水定色,几分钟后,他出来询问火候、烘烤时间和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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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是技术活。火大了,烟叶容易焦;火小了,颜色和品质又上不去。襄城烟叶在当地有一定名气,但要真正形成稳定收入,还要靠种植、烘烤、收购几个环节配合。毛泽东在田间停留,看的正是这些不能靠口号解决的实际问题。
当时随行人员中,有人记录了这次农村视察,也有人拍下烟田和群众的场景。对赵福申而言,报纸上的报道并不如那支烟重要。他没有进过北京,却把这件小物件当作家族记忆,连同那只送出的西瓜,一并留在了襄城农村的日常讲述里。
1982年深秋,赵福申仍把木匣保存得很仔细。烟纸已经泛黄,烟体却没有霉坏。他的家人曾问过,什么时候把它拆开看看,他只是摇头。木匣没有华丽装饰,里面也不是贵重物品,只有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和一个农民对那次相遇的郑重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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