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4月6日，北京火车站，卫立煌携夫人走下车厢。前来迎接他的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刚做过手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周恩来，以及朱德。这个场面很容易让人疑惑：一位曾经统率国民党军队、参与过“围剿”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何能受到这样的礼遇？
更令人意外的是，4月25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夫妇，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六位元帅作陪。席间没有追问旧账，也没有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对这位从香港归来的旧军人而言，这顿饭不仅是欢迎，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号。
卫立煌的选择，并非突然发生。
他出生于1907年，早年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参加北伐及其后的军事行动后，他逐渐成为国民党军中的重要将领。1932年，蒋介石在鄂豫皖地区部署大规模军事行动，卫立煌担任第六纵队指挥，率部与红军交战，并因战事表现受到重用。
这段经历不能抹去。卫立煌确实曾是国民党军队围攻红军的重要指挥官，也正因如此，他后来才会被蒋介石视为嫡系将领之一。1936年，他晋升陆军上将，成为国民党军事系统中的关键人物。
真正改变他政治立场的，是抗日战争。
1938年4月，卫立煌到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面。几天接触下来，他亲眼看到边区的实际情况，也谈到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毛泽东曾对他说：“只要共同抗日，军队之间就可以合作。”这类交流，使双方建立起了不同于一般军政往来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卫立煌知道这一点，却没有将他交出去，反而继续留用。这样的举动，既说明他有自己的判断，也说明他并不把共产党一概视为必须铲除的敌人。
当时，八路军缺少武器弹药和粮食。卫立煌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期间，曾向八路军提供过一批军需物资，其中包括弹药、手榴弹以及罐头等。这些物资数量有限，却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在抗日大局下维持国共军队之间的合作。
蒋介石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卫立煌不愿积极执行进攻八路军的命令，又与延安方面保持联系，1941年被调离前线，军权受到削弱。后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蒋介石才于1943年重新启用他。
卫立煌接掌远征军后，没有只坐在后方发号施令，而是亲自查看地形，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反攻。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缅北方向的作战取得进展，他也因此在国内外声名大振。那段经历说明，他不是没有能力打仗，而是不愿把军队消耗在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中。
抗战结束后，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卫立煌反对继续扩大内战，与蒋介石的关系不断恶化。1947年，他被重新调回国内，后来出任东北“剿总”司令。辽沈战役期间，他对一些急迫进攻命令执行迟缓，更多采取整军、修筑工事等方式拖延，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全力同解放军决战。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统治迅速崩溃。卫立煌被撤职，随后遭到软禁。1949年，他设法离开南京，经香港暂居。此后多年，他生活十分谨慎，几乎不公开露面，因为蒋介石方面仍在监视和拉拢他。
1954年年底，美台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集团借助外部力量继续鼓吹“反攻大陆”。卫立煌对此十分反感，也更加坚定了返回大陆的想法。1955年初，他通过亲属关系向北京方面递交信件，表达回归大陆的愿望。
周恩来获悉后，立即着手安排。考虑到香港局势复杂，卫立煌又长期受到国民党特务注意，接运过程不能出现差错。周恩来还通过邓颖超回信，避免公开渠道留下过多痕迹。3月14日，卫立煌夫妇从香港启程，4月6日抵达北京。
中共中央愿意接纳他，不是因为忘记了他早年的作战经历，而是因为看到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期所作出的选择。对于这类有影响力的国民党将领，公开追究旧事，可能让其余留在台湾的军政人员更加恐惧；给予明确优待，则有利于争取更多爱国人士。
因此，卫立煌回到北京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他还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劝告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停止内战，寻求国家统一。李宗仁等人后来选择离开台湾、返回大陆，也与这种政治氛围有一定联系。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53岁，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一生有过复杂的阵营经历，也留下过无法回避的历史争议。毛泽东设宴、周恩来到车站迎接，并不是对其全部过去一笔勾销，而是对他在民族危亡和国家分裂关头所作选择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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