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3年农历正月，江苏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村民尹玉旺挖草药时，碰到了一段黑砖墙基。谁也没想到，墙下埋着的不是“藏宝洞”，而是一座两千年前的汉墓，以及一名郡吏留下的公务记录。
村民继续挖掘后，棺木很快露了出来。当地部门随即介入，考古人员对现场进行清理，最终发掘出六座墓葬。最重要的是六号墓，里面有木桶、漆器、刀笔等随葬品，还发现了一百三十三枚竹简和二十三件木牍。
这些简牍没有帝王将相的传奇，却记下了东海郡的另一面：户数、田亩、赋税、官吏编制、行政开支，还有一名基层官员每天住在哪里、做了什么。
这名官员叫师饶，字君兄。墓中几份衣物清单和十方名谒，多次出现“师君兄”“师卿”等称呼。结合文书内容，学者判断，墓主人应当就是东海郡功曹师饶。
他生活在汉成帝时期。东海郡地处徐州刺史部，辖有二十县、十八侯国，范围大致涉及今天的山东临沂、江苏连云港以及徐州东部。这样的郡，事务自然不少，郡府中的属吏也绝不是整天坐在案前抄写公文那么简单。
汉代的郡吏，和后世由中央统一任命的官员并不完全相同。郡守作为二千石长官，可以辟署属吏。卒史负责各曹文书，功曹则与官吏任用、考核和政务评议有关，在郡府中地位较高。
师饶能走上这条路，家境恐怕不能太差。随葬衣被多用丝织品，木牍还记载了他借给亲族师子夏八万钱，约定元延元年，也就是前12年，五月末偿还。
他还曾为外祖母和婶母筹集钱财，名单中的单次募款都超过两万钱。汉代做吏有财产门槛，所谓“訾选”便是依据家产选任。汉景帝时期的相关诏令，曾把入仕所需家訾降到四万钱。师饶家族的经济条件，显然超过了普通民户。
真正让后人感到吃惊的，是他留下的《元延二年日记》。元延二年是前11年，西汉历法计算共有三百五十四天。师饶并非每天都记录，但有文字可考的日子达一百七十三天，足以拼出基层吏员忙碌的一年。
这份日记里，他住在家中三十五天，住某宅舍三十二天，住郡府宿舍二十二天；住传舍三十七天，住亭、邮、置三十一天，另有两天住在乡里。
传舍是供公务人员途中歇宿的设施，亭、邮、置也承担接待和交通功能。换句话说，除去家中和某宅舍，师饶有一百零二天处在外出办事的途中。按有记录的日子计算，确实接近三分之二；若放回全年，则至少有相当长时间不在郡府。
这并不是师饶个人特别爱奔波。汉代郡太守原则上不能随意离开辖区，郡与郡之间、郡府与各县之间的大量联系，只能由属吏携带文书、核查事务、传达命令。纸张尚未普及，文书依靠简牍，很多事情不能只靠一封公文解决。
试想一下，今天在郡府整理案卷，明天就要赶往县治；若天色已晚，便住传舍；若错过县城，只能投宿亭、邮或置。道路、天气和治安，都会影响行程。所谓“出差”，并不是坐车往返，而是带着书刀、文书和干粮，在驿路上不断移动。
有一次，若有人问：“做功曹如此劳苦，值得吗？”师饶大概不会用后世人的方式回答。对汉代士人和吏员而言，入仕意味着身份、收入，也意味着家族获得了参与地方秩序的机会。功曹又是郡府属吏的重要位置，多年积累之后，才可能从卒史走到这里。
遗憾的是，师饶并没有留下更多关于病痛和心情的记录。简牍整理者推测，他大约在元延三年，也就是前10年去世。究竟是疾病、意外，还是长期劳作造成的身体损耗，现有材料无法证明，“活活累死”只能作为标题中的疑问，不能当成确定史实。
他的墓中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战功，却保存了一年中那些零碎的住宿地点。家、宅舍、传舍、亭、邮、置，几个看似平常的词，拼出了一个郡吏在帝国道路上奔走的身影。汉代地方行政，正是靠这样的日复一日运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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