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作战中，越军围困解放军67人，见人就补枪，最终结果如何？

1979年2月26日清晨，越南复和方向，125师部队进入长形高地。战斗结束后，阵地上最难处理的不是武器和工事，而是17名炮兵侦察员及参谋长龚显发的遗体。天气炎热，遗体已经严重腐败，辨认和搬运都成了极其沉重的任务。

这场战斗的起点，要从几天前的一支车队说起。

2月22日上午10时40分，广州军区炮兵第1师26团参谋长龚显发，率领67名人员，乘坐6辆汽车由水口方向前往复和，准备向前沿观察所转移。按照原定命令，人员应在复和下车，再从长形高地南侧徒步上山。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车队行进途中，部分人员误以为我军已经控制长形高地，沿途不会再有大的危险，于是没有在指定位置停车，而是继续向高地靠近。战场上，几百米的距离，有时就是生死线。

当车队进入距越军前沿约700米的位置后，隐蔽在石堆和高地附近的越军突然开火。第一辆车遭火箭筒袭击，车上5人当场牺牲。后续车辆紧急停车，人员刚下车准备组织抵抗，越军从三面打来火力，车队很快陷入被动。

枪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6辆汽车中，18人牺牲，19人负伤，剩余人员被迫分散突围。125师375团听到枪声后，立即加强对越军阵地的火力牵制，试图减轻车队人员的压力，但越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形，救援十分困难。

突围归来的伤员反映，越军不仅伏击车队，还对倒地人员近距离射击。相关战例资料记载，越军似乎有意把我方伤亡人员留在阵地附近，等待后续救援部队进入射击范围。

这就使营救变成了另一场伏击。

162师485团随即挑选20名老兵组成突击队，准备利用夜色接近越军阵地。为了吸引敌人注意，7连还计划实施佯攻。有人提出：“战友还在前面，不能再等了。”这句话，代表了当时许多指战员的心情。

但救人不能只凭一腔急迫。

被困人员距离越军阵地过近，炮火压制很可能误伤自己人；如果派小股部队摸进去，又可能被越军预设火力切断退路。22日晚至23日晚，先后有5人归队，另有2名重伤员被撤出，可仍有人员下落不明。

就在485团准备再次组织行动时，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叫停了计划，并要求162师连夜转往谅山方向，营救任务交由125师接替。命令传来后，基层官兵难免困惑：遗体和伤员就在眼前，为何还要把救援往后放？

战场指挥不能只看一处阵地。根据战后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编写的战例资料，许世友作出这一决定，重要原因正是判断越军已经把伤亡人员当成诱饵，等待我军营救队上钩。若继续贸然投入兵力，原本的营救行动很可能扩大成新的伤亡。

更大的作战任务也在推进。此时我军需要向谅山方向机动，争取在越军第3步兵师完成集中前，打乱其部署。162师是东线机动力量，频繁承担转场和增援任务，不能长期被牵制在复和一处。

162师撤离后，125师375团部队接管相关阵地。越军发现我军换防，立即集中炮火袭扰，企图趁交接之际夺回高地。炮兵26团3营副营长张东风组织火力压制，掩护步兵完成阵地交接。

越军并没有就此收手。一次试探中，越军人员刚接近前沿，就被我军步枪火力击毙。随后，越军组织加强排发起进攻，375团指挥部命令部队暂不暴露全部火力，等敌人接近前沿100米再集中拦截。

距离一近，火力突然爆发。越军冲击队形被打乱，部分人员仓促后撤，其余人被压制在开阔地带。事实证明，125师接防后并非只能被动防守，而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战机。

2月25日，配属125师的42军直属炮兵团107火箭炮营抵达复和。经过研判，125师决定对长形高地实施强攻。2月26日清晨，部队以加强营兵力发起战斗，歼灭越军236人，俘虏1人，并将龚显发及17名炮兵侦察员的遗体带回。

遗体已经难以辨认。有人建议就地火化，再将骨灰带回国内。炮兵26团副政委金玉宪没有同意，他坚持要把烈士遗体完整带回。现场气味刺鼻，骨肉分离，搬运极为艰难，他摘下防毒面具，亲自参与清理和装殓。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营救晚了”，也不能只用某个人是否果断来解释。龚显发率队转移时没有按命令在复和下车，确实暴露出对敌情估计不足的问题；而许世友叫停夜间救援，则是基于越军设伏和整体战局作出的取舍。

遗憾的是，仍有战士没能活着离开长形高地。2月26日，他们才终于被带回，进入帆布棺材，随部队完成后续安葬。龚显发战后荣立三等功。

从2月17日开战到3月16日撤回国内，162师连续作战28天，先后承担多次方向转换和增援任务，在东线歼灭越军567团大部及346师师直等部，共歼敌2085人。复和战场上的这次争议性营救，正是那场高强度作战中一个令人难以回避的片段：有时，停止冲锋并不是放弃战友，而是避免更多人落入敌人已经布好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