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尽量说得简单点儿。

分税制改革有积极作用，比如重新建立了一个有钱的中央政府，也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可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分税制改革影响。

假如站在1994年的角度看，这场改革是必要且成功的。当时如果不解决中央财政能力弱化、地方财政包干和税制碎片化问题，中国很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财政体系。

可站在2026年回看，这次改革遗留的问题也很大。

至于此后是否还有继续改革的勇气？笔者持悲观态度。

正常情况下，一个城市政府应该更关心民生。但在分税制后的财政体系下，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这个项目能不能产生税收，能不能提高土地价值，能不能形成固定资产投资。

所以观察过去十年、二十年的地方政府，会发现最受欢迎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地产、制造业、大型商业项目、产业园和基础设施。

无他，只因为这些东西看得见、能投资、能形成税基、还能推高土地价值。

于是形成了一个长期倾向：重建设，轻运营；重投资，轻消费；重土地，轻公共服务。

很多人今天看土地财政，只看到房价。但如果站在1995年或者2000年的中国看，另一面也很明显：地方政府突然变成了积极的“发展公司”。

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才能增加，官员也有政绩。

因此中国出现了一种现象：地方政府主动给企业修道路、建园区、平土地、通水电、招商引资。

从经济增长角度讲，这套制度相当有威力。问题是，它烧的燃料很特殊：土地。

地方政府发现，我现在只有10亿元卖地收入，但未来十年可能卖100亿元。

那么能不能把未来的钱提前花？

当然可以。

于是出现了城投平台。

地方政府把土地、国有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再由平台借钱、发债，提前修道路、地铁、机场、新区和开发区。

周围土地升值，再卖地还债。

于是原来的“卖地→修路”，升级成：

借钱 → 修路 → 地价上涨 → 卖地 → 还债 → 再借钱。

一环套一环。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套制度与土地制度、干部考核和金融体系结合，形成了极强的地方发展激励。

但今天回头看，问题在于改革没有完成。

收入划分改得很彻底，事权划分却没那么彻底；中央建立了稳定税源，地方却没有形成足够稳定的主体税体系。

地方承担发展责任，又长期缺乏规范融资渠道，最后只能通过：

土地 → 房地产 → 城投 → 债务

来完成财政循环。

所以我觉得评价它最准确的一句话是：

1994年分税制重新建立了中央财政，却没有同时建立成熟的地方财政。

此后三十年，地方政府用土地、房地产和债务，补完了财政体系缺失的那一部分。

这个补丁制造了惊人的增长，也留下了今天难以处理的资产负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