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6年4月19日，咸镜南道永兴郡社会安全总部，关押中的金昌龙坐在审讯室里，等待翻译到来。桌子另一端，一名苏军中校靠在铺着毛毯的椅子上，闭目休息。门外没有喧闹，院墙也不算高。对一个已经两次被判死刑的人来说，这几分钟，足以决定生死。
金昌龙后来在手稿中称，自己突然抄起板凳，连续砸向苏军中校头部。对方当场死亡，他随即翻窗、越墙，冲向永兴郊外的龙兴河。城内很快响起警报，追捕队伍开始封锁道路，而他已经钻进山林。
这段经历主要来自金昌龙在1954年至1955年间写下的自述，文字中有明显的自我辩护，部分细节也难以独立核实。不过，他曾任日本关东军宪兵系统中的朝鲜籍特务，战后又成为韩国军方防谍机构的重要人物，这条逃亡线索，确实勾勒出一个战乱年代里不断换身份求生的投机者。
1945年8月9日，金昌龙在通化车站得知苏联对日宣战。此前，他曾在海拉尔参与搜捕抗日人员，并自称杀害过一名苏联情报人员。消息传来后，他立刻意识到，过去替日本效力的经历，很可能变成自己的催命符。
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金昌龙脱下旧军服，搭车返回朝鲜。列车抵达江界时，街头已经出现太极旗，苏军士兵也在当地活动。他对日本统治并无真正反抗，却在苏军进入后表现出强烈敌意，这种转变并不难理解：旧主人倒台了，他急于把自己包装成民族立场坚定的人。
在江界，他拒绝交出日本军刀，声称带刀是为了防身。人民自卫队没有接受这个理由，将他扣押审讯。被关押约20天后，他才获释回乡。回到咸镜南道永兴郡，年迈的母亲和父亲的坟墓，让他短暂表现出普通人的悲痛；但很快，他又开始寻找旧日关系，准备继续同左翼势力对抗。
10月的一天深夜，金昌龙投奔旧部金润元。此人曾与他一起在关东军宪兵系统工作，按理说属于“自己人”。然而，睡到凌晨两点，三名内务省人员和一名苏军士兵闯入屋内，将他押走。审讯室里，金润元母子也在场。
金昌龙起初以为他们同样被捕，直到金润元踢向自己，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对方骂道：“你这个大坏蛋，交代罪行！”金润元的母亲也指责他在中苏边境杀害爱国者和党员。对于这些控诉，金昌龙几乎没有反省，只把一切归结为亲友之间的背叛。
他的第一次死刑判决，发生在1945年11月中旬。执行地点原定为铁原神社前的广场，围观群众要求处死这些日本统治的爪牙。就在行刑前，一名苏军军官突然宣布暂停执行，将犯人转押咸兴。金昌龙由此捡回一条命，也获得了第二次逃跑机会。
押运列车经过永兴附近时，他发现车厢出口只用一根木头固定。看守询问他为何靠近车门，他答道：“这里路过我老家，想看一眼。”列车驶到兴山镇，金昌龙猛地推开木栅栏，从车上跳下。摔伤之后，他在山里躲了三天，靠露水和野果维持体力。
家人把他藏进粮仓，母亲每天送饭、敷药。二十多天后，他的身体基本恢复，脸上却留下伤疤。嫂子准备年糕为他送行时，消息意外泄露，当地派出所随后索要五万元封口费。派出所长金英祖还是他的表弟，儿时曾与他一起长大。
有意思的是，亲情在这时已经让位于现实。金英祖先是喊着要消灭左翼分子，后来却亲自带人抓捕表哥。金昌龙被关押一周后转入苏联人员管理的审讯中心，遭到殴打和严寒折磨。1946年4月17日，他再次获准延期执行死刑，两天后便在审讯室里杀死了那名苏军中校。
逃出永兴后，金昌龙没有立即南下，而是向西绕行阳德、平壤。他在亲戚家得到旧衣、钱和食物，夜间徒步，白天躲藏。到达平壤后，他因在车站遇见旧同事，只得放弃乘火车的计划，改走乡间道路。
岳母给了他三包鸡蛋，他便装扮成小贩南行。途中，一个陌生年轻人主动为他指路，告诉他翻过开城北部的松岳山即可抵达南方。金昌龙一路犹疑，仍按对方指示越过北纬38度线，进入韩国控制区域。
1950年9月25日，金昌龙偶遇旧识，得知自己杀死苏军中校后，留在永兴的亲属，包括母亲在内，陆续被捕，此后再无确切下落。这个消息成为他日后变本加厉从事特务活动的重要心理刺激，却没有促使他正视一个事实：他早年充当关东军爪牙，参与镇压和杀戮，正是家族最终陷入灾难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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