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评为“打仗出尽风头”，按职责本应坐镇司令部，却破例独立作战

1948年6月，河南开封城下，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连续作战。陈士榘此时的正式职务仍是参谋长，可他并没有坐在后方司令部里推演地图，而是带着部队投入攻城。几天后，开封守军被歼，豫东战役的第一阶段由此打开局面。

这并不是陈士榘第一次离开司令部指挥作战。按通常分工，野战军参谋长主要负责掌握敌情、拟制作战方案、协调各部行动，是统帅身边的重要助手。东北民主联军的刘亚楼、晋察冀的耿飚、西北野战军的阎揆要，以及中原野战军的李达，都以司令部工作见长。

陈士榘却是个例外。

他长期担任参谋长，却并非只会在地图上排兵布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被多次放到一线，独立带领部队开辟根据地、组织攻防，逐渐形成了步兵、炮兵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的特点。

抗战初期，陈士榘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这个职务看似在旅部，实际承担的任务并不轻。他奉命率部进入晋西，组织地方力量，创建晋西支队，在复杂环境中与日伪军周旋。

晋西作战持续近两年。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部队既要作战，又要筹粮、扩军、建立基层政权。陈士榘不是简单地“带兵打仗”，而是要把一支临时力量变成能够独立行动的部队。这个经历，对他后来处理大兵团协同很有影响。

部队转入山东后，他担任第一一五师参谋长。1942年，为适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陈士榘调任滨海军区司令员。参谋长与军区司令员职责不同，一个偏重谋划协调，一个需要直接承担作战和根据地建设，陈士榘在两种岗位之间完成了转换。

抗战胜利后，他曾参加军调部工作。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后，陈士榘回到山东，接任山东军区兼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协助陈毅、粟裕处理军事行动。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他继续担任军区参谋长兼华野参谋长。

真正让他“出风头”的，并不是职务本身，而是华东战场一次次把他推到前线。

莱芜战役前，陈毅、粟裕率主力北上，陈士榘则带领两个纵队及地方武装，在南线制造主力行动的假象。敌军据此误判华野已经撤退，等到发现情况不对时，李仙洲集团已陷入包围。陈士榘所做的不是单纯佯攻，而是把敌人的判断引向错误方向，为主力围歼争取了时间。

1947年，华东野战军实行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作战部署。外线兵团分开行动，陈士榘、唐亮率部进入鲁西南，承担牵制敌军、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兵力分散后，指挥者面对的困难更大，既不能只顾局部胜负，也必须配合整个中原战局。

有意思的是，陈士榘的优势在城市攻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1948年3月，洛阳战役打响。参战部队包括陈谢兵团和陈唐兵团，作战由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陈谢兵团此前渡过黄河，重炮力量相对不足；陈唐兵团兵力和装备较强，陈士榘又熟悉步炮协同，因此由他统一指挥，符合当时“兵强者统一协调”的实际需要。

洛阳城防坚固，攻城不能只靠冲锋。华野第三纵队以爆破和攻坚见长，第四纵队等部队协同推进，最后采取多路突击方式突破城防。每个纵队抽调主力营投入攻城，部队轮番压上，终于在激烈战斗中攻克洛阳。

一名干部曾问：“城防这么硬，先打哪里？”

陈士榘的回答很实际：“先找出敌人的薄弱处，再让炮兵和突击队接上。”

这类战术并不华丽，却极为管用。洛阳战役之后，他对城市攻坚、炮火准备和步兵突击之间的衔接，有了更成熟的把握。

同年5月的宛东战役，陈士榘继续率部与刘邓大军协同作战。到了豫东战役，他指挥第三、第八纵队，承担开封方向的主要任务，并配合华野其他主力渡过黄河、阻击援军。

开封战役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攻城”和“打援”必须同时推进。陈士榘率部连续作战四昼夜，攻克开封，歼灭守军三万八千余人。随后，华东野战军利用敌军急于救援开封的心理，转而围歼区寿年兵团。邱清泉兵团赶到开封时，陈士榘已经率部撤出，战场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华野手中。

豫东战役共歼敌九万余人，陈唐兵团的行动占有重要位置。陈士榘既要完成开封攻坚，又要及时判断敌军援军方向，不能恋战，更不能把部队消耗在一座城市上。这种进退取舍，正是大兵团指挥最考验人的地方。

济南战役期间，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陈士榘在粟裕领导下负责阻击和打援。由于国民党军援兵迟迟不敢北上，预定的打援决战没有完全展开。战场上，能够按照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也是一种指挥能力。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黄百韬兵团被围歼后，中原野战军围困黄维兵团。由于中野部队装备较弱，上级调华野部队增援。陈士榘参与统一指挥南线集团，带来的炮兵力量成为重要补充。炮火准备之后，步兵连续突破，黄维兵团的防线逐步崩溃。

1949年，陈士榘离开参谋长岗位，出任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他奉命担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随后转入军政大学工作。多年以后，毛泽东见到他时曾评价说：“在华东打仗出尽风头。”这句话，点出的正是陈士榘少见的经历：名义上是参谋长，关键战役中却常常站在一线，直接承担独立指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