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0年6月，江苏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与地方部队关系紧张之际，参谋长廖政国正躺在屋里发高烧。门外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部下带来的消息让他猛地坐起：叶飞不但没有按照陈毅的要求等待主力北渡，反而还准备在郭村迎战。
“这不是胡来吗？”
廖政国顾不上病体，抓起衣服就要出门。他担心的并非叶飞胆小或鲁莽，而是郭村当时的兵力条件，实在经不起一场没有援军的硬仗。
事情要从吴家桥战斗之后说起。部队经过作战，需要寻找地方休整。吴家桥地域狭小，难以容纳较大部队，叶飞便通过与新四军关系较好的颜秀五，打算把部队转移到宜陵东北的郭村。
颜秀五当时是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与新四军保持联系。他起初同意借道，但这件事还要得到上级李长江批准。李长江得知后，当即表示反对，要求颜秀五阻止新四军进入郭村。
命令传下来，态度已经很明白：不能去。
但部队行进途中，叶飞并没有立即退回。双方人员在路上交涉，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挺进纵队认为此前已经同颜秀五联系过，不能临时变卦；对方见新四军已有戒备，最终没有强行阻拦。就这样，叶飞率部进入郭村，暂时取得了休整地点。
有意思的是，郭村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
李长江很快多次派人催促，要求新四军撤出郭村，并限定期限。背后还有韩德勤方面的推动，他们把新四军进入郭村说成是借抗日之名扩充地盘，试图让地方武装同新四军发生冲突。
叶飞把情况报告给刘少奇和陈毅。刘少奇的意见，是把原本“引敌围攻、孤军待援”的任务，转移到郭村承担。陈毅则更加谨慎，他连续提出几层考虑：能避免冲突就尽量避免，必须作战也要拖延时间，等待江南主力渡江；如果战事无法避免，背靠长江的吴家桥更有利；实在没有选择，才在郭村作战。
陈毅还特别提醒叶飞：“不要在郭村孤军作战。”
这句话不是客套。那时新四军主力尚未过江，郭村的兵力和后勤条件都有限。陈毅不在现场，对当地地形、群众基础和敌情掌握不如叶飞直接，但他考虑的是整个江北局势，担心一处战斗牵动全盘。
为缓和局势，陈毅还派陈同生等人同李长江方面谈判。遗憾的是，谈判不但没有结果，陈同生反而被扣押。对方既然已经采取这种做法，冲突便不再只是口头争执。
陈毅先后给叶飞发去多份电报，要求等待主力渡江后再作决定。叶飞当然清楚命令的分量，也明白陈毅的担忧。然而，战场上的判断不能只看电报。叶飞认为，部队已在郭村活动多日，对地形、道路和群众情况较熟，若此时贸然撤退，反而可能丧失主动。
就在双方即将交手时，虾蟆圩方向又传来急报。国民党苏鲁皖游击队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支队长陈玉生处境危急。李长江准备调集部队对付他，原因之一，是陈玉生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
陈玉生向叶飞求援。此时郭村同样危险，按常理说，挺进纵队应集中兵力守住郭村，不能再分兵。可叶飞反复权衡后，决定派部队支援陈玉生，而且亲自带队离开郭村。
消息传开，许多人都急了。陈毅已经三次提醒不要在郭村孤军作战，叶飞却坚持留下；如今郭村战事在即，他又带着主力离开，这在旁人看来，简直像是把两处阵地都置于险境。
高烧中的廖政国听到消息，立刻认为叶飞判断失误。他穿衣出门，准备赶往前线，没想到刚走出门，便迎面撞上一个人。抬头一看，正是叶飞。
廖政国压着火气质问：“陈毅已经多次来电，你怎么还要违抗命令？郭村正是紧要关头，你又为何离开？”
叶飞没有解释太多，只笑着说：“违抗就对啦！”
这句话听着很冲，背后却另有安排。叶飞率部出发后，并没有真的把主力全部带往虾蟆圩，而是在途中秘密折返，悄悄回到郭村。对外释放的信号，则是新四军主力已经离开，正在赶往虾蟆圩。
如此一来，李长江若要进攻郭村，就会误判守军实力；若要集中兵力攻击陈玉生，也会担心新四军主力突然回援。叶飞用一次公开行动掩护兵力调动，既牵制了对手，也保住了郭村的防御力量。
廖政国听完经过，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叶飞，紧绷的神情也松了下来。随后，挺进纵队一面守卫郭村，一面支援陈玉生，最终在郭村保卫战中击退来犯部队，并使陈玉生所部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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