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原副部长回忆：香港回归前，每年香港有上千亿元被英国人拿走

1997年6月30日夜，香港中环，英国国旗即将降下。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曾谈到一个刺耳的数字：香港回归前，英国每年从香港取得的利益，折合人民币可达上千亿元。这个说法引发过广泛讨论，但要看懂它，不能只盯着数字，还得弄清楚英国究竟靠什么从香港获利。

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并不是正常的商业交易。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又把九龙半岛南部及昂船洲交给英国。1898年，英国通过《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期限为九十九年。

三个条约，性质并不相同，却共同构成了英国控制香港的基础。香港岛和九龙是割让，新界则是租借。也正因为新界租期将在1997年届满，香港前途问题最终成为中英谈判中绕不开的核心。

英国人很早就看中了香港的地理位置。这里紧靠珠江口，拥有天然深水港，既能停泊军舰，也适合发展远洋贸易。更重要的是，香港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是英国在远东布局中的港口、商站和军事支点。

英国把香港建设成自由港，减少关税，方便货物进出。这个政策确实推动了贸易发展，也让香港逐渐形成航运、转口、金融和保险等产业。不过，所谓自由港并不意味着殖民地居民拥有同等权利。经济开放与政治平等，在当时是两回事。

殖民政府掌握土地。香港土地实行批租制度，企业和个人通常不能永久拥有土地，只能通过政府授予的期限使用权进行开发。繁华地段的地价和土地出让金不断上涨，政府由此获得大量收入。土地制度既支撑了公共财政，也让房地产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中的重要关口。

英国资本的获利渠道，远不止土地。汇丰、渣打等金融机构长期占据重要位置，航运、保险、贸易代理和专业服务也有大量英资参与。资金通过利息、股息、佣金、管理费和跨境投资收益流动，部分利润留在香港继续经营，另一部分则汇往英国或其他地区。

所以，周南所说的“每年上千亿元”，更适合放在殖民经济体系中理解，而不能简单说成英国政府每年直接从香港财政账户拿走同样数额的现金。这个数字通常涉及英国资本在香港取得的利润、金融收益、贸易利益以及相关资金流出，属于对整体收益的估算，并非一张可以逐项核对的官方账单。

有意思的是，殖民政府并非完全不投入。道路、港口、供水、公共卫生和教育体系都曾得到建设，香港经济也在工业化和国际贸易扩张中快速成长。但这些投入首先服务于港口运转、商业秩序和殖民统治，并不能抵消政治权力不平等这一事实。

在相当长时间里，香港总督由英国政府任命，行政权集中于总督及其领导的政府。立法局虽然存在，却长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全面民选机构。华人可以经商、置业、受教育，但在决定政府权力归属的问题上，普通居民始终缺乏真正的主导权。

英国对香港的治理，核心是“经济上开放，政治上控制”。殖民政府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却不愿让香港人掌握决定制度的权力。直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安排才正式确定下来。

谈判过程并不轻松。英国希望在回归后继续保留影响力，中国则坚持香港是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不能交易。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明确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会不会被交还”，在英国政界和商界曾引发不同反应。有人担心资本撤离，有人试图扩大英国在回归前后的制度影响。1992年，彭定康出任末任香港总督，随后推动政制改革，中英双方围绕立法局选举安排发生争执，回归前的政治气氛因此更加复杂。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7月1日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开始履行防务职责，香港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英国在香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由此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