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63年6月27日，成都科甲巷一带，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押往刑场。此前，他刚在大渡河边交出兵权，换取部众生路。几个月前还在川、滇、黔之间纵横驰骋的名将，此刻已成阶下囚。
成都督标箭道附近，清军官员完成了最后一次提审。石达开身着囚服，头戴黄巾，神色没有明显变化。骆秉章端坐堂上，身旁有成都将军崇实等人。双方身份悬殊，却不像普通审讯那样一问一答。
骆秉章指责石达开多年征战，导致数省生灵涂炭，又说：“今日一死，难道还有什么可遗憾的？”石达开听后大笑，回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这段对话见于相关记载，细节或有修饰，但大致反映了双方当时的敌对关系。
石达开的命运，早在天京事变后便发生了转折。1856年，杨秀清被杀，韦昌辉随即大开杀戒。石达开从外地赶回天京时，惨案已经造成。他斥责滥杀行为，也因此触怒了韦昌辉。石达开逃出天京后，家属遭到牵连，这笔血债很难不影响他日后的选择。
洪秀全后来杀掉韦昌辉，请石达开回朝主政。石达开没有大规模追究旧案，只惩办主要责任者，军政局面一度恢复秩序。他整顿军队，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军事威望迅速上升。也正是这份威望，使洪秀全重新产生猜疑。
洪秀全封自己的兄长为王，借此分割石达开的权力。石达开察觉到危险，于1857年5月离开天京，转赴安庆。值得一提的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带走全部嫡系兵马。相当一部分部队留在原有战线上，由陈玉成等人统领。后来各地将领陆续来投，才使队伍逐渐扩大。
离开天京后，石达开试图从江西、浙江、福建寻找立足之地，但清军调集重兵阻击，计划屡屡受挫。1859年，他进入湖南，随后退往广西休整。到1861年以后，他经湖北进入四川，几次进出川、黔、滇，始终没有建立稳固根据地。
1863年春，石达开率部渡过金沙江，抵达大渡河。此时兵力已经严重损耗，身边只有数千人。为了过境，他派人联络当地土司，却没有料到骆秉章早已用金银和战利品许诺，促使部分地方武装倒向清军。
暴雨让河水陡涨，石达开的军队被迫滞留。清军和土司武装从多面压来，渡河三次均告失败，粮食也即将耗尽。骆秉章派王松林前往劝降，石达开明白再战只会全军覆没，便提出以自己一人承担罪责，换取部下活命。
“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石达开带着幼子石定忠、曾仕和等人进入清营。清军收编部分降众，却没有完全兑现遣散承诺，大渡河对岸仍有两千余名太平军将士被杀。这个结果，也说明石达开对清廷的保证并没有真正信任。
清廷随后下令，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就地凌迟，传首示众。行刑时，清方文书称石达开“神气湛然”，没有表现出乞怜姿态。至于“剐了一千多刀”“全程一声不吭”等说法，主要来自晚清笔记和后人转述，数字未必能够精确核实，但敌方官员对其镇定确有记载。
同被处死的曾仕和曾发出惨叫，却没有求饶。凌迟本就是极端残酷的刑罚，人的痛苦反应各不相同，不能简单以是否出声判断胆量。石达开临刑时的镇定，更多体现了他长期统率军队形成的意志和尊严。
至于刽子手余宝“发狂而亡”，民间故事说他验尸时被石达开的眼神吓住，回家后精神失常，数月后死于河畔。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却缺少足够的一手材料支撑。把它当作确定史实，未免过于武断。历史能够确认的，是石达开确实死于成都的凌迟刑，而不是刽子手后来究竟因何死亡。
石定忠的结局同样充满争议。清代法律对谋逆罪犯的子嗣有具体处置规定，幼童通常不会立即处死。关于石定忠后来被凌迟的说法，多见于相关记述，但年龄、执行过程和下令者仍存在材料差异。骆秉章是否因“斩草除根”而直接推动此事，不能只凭后世故事断定。
石达开的一生，既有天京内讧留下的裂痕，也有大渡河兵败后的悲剧。他不是一个只会冲锋陷阵的将领，也不是传说中毫无失误的英雄。复杂的局势、太平天国内部的猜忌，以及清军对地方资源的调动，最终把这位翼王逼到了河水暴涨的绝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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