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5年1月28日，贵州赤水东岸的青杠坡一带，郭勋祺率川军与中央红军展开激战。此时的毛泽东刚刚在遵义会议后重新参与军事指挥，红军却在土城碰上了一场出乎预料的硬仗。后来有人据此称“郭勋祺击败了毛主席”，但这句话听着痛快，放进历史现场，却并不准确。
土城之战的关键，不在于某一名将领压倒了另一名将领，而在于双方掌握的情报并不对称。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后，兵力损失严重，急于寻找北渡长江的通道。土城位于赤水河畔，向北可通四川，向西又能牵制川军，红军判断这里的敌军兵力有限，战斗力也未必强。
这个判断，后来证明出现了偏差。
川军方面，郭勋祺所部并非仓促拼凑的地方武装。郭勋祺长期在川军系统中任职，熟悉四川地形，也懂得利用地方交通和民情组织防御。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曾要求川军加强沿江一线的堵截。郭部提前进入土城附近布防，部队数量和准备程度，都超过红军原先估计。
有意思的是，郭勋祺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表示自己在战前已经获知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作战企图。这个说法后来被概括成“提前知道红军计划”。不过，所谓“计划”，不能理解为郭勋祺拿到了红军完整作战命令，更可能是通过上级电报、地方侦察和行军迹象，判断出红军准备向土城方向展开行动。
战场上的情报，往往不是一张写得清清楚楚的地图，而是许多零散线索拼在一起。红军队伍经过赤水地区时，行军路线、渡河地点和部队规模，很难完全隐藏。川军又是本地部队，对山路、河滩和村镇分布熟悉，这使郭勋祺拥有了不小的地利。
1月28日，红军向青杠坡川军阵地发起进攻。原本设想中的快速突破没有出现，川军依托山地和既有阵地顽强抵抗。红军部队连续冲击，却没有迅速撕开缺口，战斗很快从突击变成拉锯。
“敌情不似原先判断。”这样的判断，显然很快传到红军指挥层。
问题正在这里。红军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没有战斗经验，而是对郭部兵力和部署估计不足。部队一旦投入战场，后续增援又受到地形限制，原本计划中的局部优势便逐渐消失。郭勋祺提前掌握红军动向，使川军得以抢先占据要点，红军的突然性因此大打折扣。
战斗持续到当天，红军仍未达到预期目标。次日，川军继续施压，红军面临被动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随即调整部署，决定放弃在土城继续硬拼，主力向赤水河方向转移。为了掩护部队撤出，红军还组织力量阻击追兵。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毛泽东被郭勋祺打败”。毛泽东当时四十一岁，军事指挥正处在重新取得主导权的阶段；土城失利确实暴露出判断失误，但能在危急时刻及时收兵，也体现了指挥上的果断。若继续把兵力投入不利战场，损失很可能进一步扩大。
郭勋祺的胜利，也有明确的边界。他挡住了红军在土城的进攻，却没有消灭中央红军，更没有改变红军继续机动作战的能力。红军渡过赤水后，很快摆脱了原有行动路线，随后展开一系列声东击西的调动。土城的得失，不能只看一天战斗的输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土城之战改变了红军对敌情判断和作战方式的认识。此前，部分指挥者仍有寻找机会与敌军主力决战的倾向；土城之后，利用运动、欺骗和快速转移来争取主动，显得更加重要。几天后的行动，已经不再拘泥于原先的北进计划。
郭勋祺晚年自曝提前获知红军动向，确实为这场战役提供了一个重要观察角度：战场上，兵力只是表面，信息才决定谁能先出手。但这段回忆也需要放回具体背景中理解，既不能神化郭勋祺，也不能把红军的失利说成某个人单独造成。
土城战斗规模有限，却集中暴露了长途转战后的疲惫、情报判断的偏差，以及地方军队在熟悉地形条件下的防御优势。红军没有在这里取胜，却也没有被困死。撤离土城之后，战争的主动权并未彻底落入川军手中，赤水河上的下一步变化，仍然由红军自己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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