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0年冬，苏联远东的一处营地里，周保中、李兆麟和几名抗联干部围着地图低声商议。地图那边，是被日军、伪军严密封锁的东北；地图这边，是暂时能够保存部队的苏联境内。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撤不撤的问题，而是再坚持下去，抗联还能剩下多少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迅速出现抗日武装。东北军余部、地方民团、警察和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先后投入战斗。由于来源复杂、装备悬殊，早期抗战常常各自为战。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领导，经过整合，东北抗日联军在1936年前后形成较为统一的建制。
这支部队打仗的方式，与关内根据地并不相同。东北山林广阔，冬季漫长，村屯又被日伪严密控制，抗联只能依靠密营、交通线和群众接济生存。部队白天隐蔽，夜间行军，袭击据点、破坏铁路、截取物资，打完就走，绝不与日军长期硬拼。
真正难熬的，往往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寒冷和饥饿。日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强迫百姓集中居住，切断抗联与民众的联系。密营被搜查后，战士找不到粮食，伤员无法医治，许多人倒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雪地里。
杨靖宇于1940年2月牺牲，东北抗联的处境随之更加艰难。赵尚志也在1942年牺牲。到了1940年前后，抗联各部已经遭受严重损失，继续留在东北，随时可能陷入全军覆没。
于是，周保中等人作出决定：把一部分人员撤往苏联，保存干部和骨干，等待新的战机。这不是放弃东北，更不是离开抗战，而是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有人留下坚持，有人分批北上，撤退本身就是一场战斗。
越过边境同样危险。日军和伪军在边境地区设置封锁线，抗联队伍还要穿过冰河、森林和无人区。伤员不能久留，粮食不能多带，电台和文件必须贴身保管。走得慢了会被追上，走得快了又可能把伤员和老弱丢在后面。
进入苏联后，抗联人员主要被安置在远东地区的营地，后来被编入苏军序列，接受训练和整编。1942年，以抗联人员为基础组建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通常被称为“国际旅”或“八十八旅”。周保中担任旅长，李兆麟等人也在其中承担重要职务。
营地生活比东北密营稳定得多。战士能吃到面包、肉和热汤，也有条件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安逸。苏联方面看重的，正是这些人熟悉东北地形、日军部署和地方语言的优势。
有位老战士后来回忆，训练时最常做的并不是队列，而是识图、测绘、跳伞、无线电和敌后侦察。有人打趣说：“在东北练的是活下来，到了这里练的是怎么带着本事回去。”这句话听着朴素，却道出了八十八旅存在的意义。
1945年欧洲战场结束后，苏联开始准备对日作战。日本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洲国，正是苏军进攻的重要方向。对苏军而言，东北抗联干部不是普通的外籍士兵，他们掌握着城市、铁路、桥梁、机场以及日伪据点的具体情况。
同年7月，八十八旅抽调人员，组成二十多支先遣队，携带电台和侦察器材，分批返回东北部分地区。这些队伍有的空降，有的从边境秘密潜入，任务包括侦察关东军部署、标记交通设施、联络地方抗日力量，并将情报传回苏军指挥机关。
先遣队的行动几乎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有人落地后就与当地地下人员接头，有人潜伏在城市附近观察铁路调动，也有人冒险接近机场和兵营。由于人数少、缺乏重武器，一旦暴露，撤离机会极小。
需要说明的是，“二十多支先遣队全部牺牲”的说法并不准确。确有先遣人员在执行任务时被捕、战斗或失联，但也有队伍完成侦察后保存下来，等到苏军推进时与大部队会合。标题所说的“返回东北”，正是指这些先遣人员重新踏上东北土地，而不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行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大举进攻。先遣队提供的情报，为苏军判断道路、桥梁和日军部署提供了帮助。关东军虽然兵力庞大，却在空袭、装甲突击和指挥体系瓦解下迅速崩溃，东北战场很快发生根本变化。
抗联人员随苏军进入东北后，承担翻译、向导、联络和接收据点等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关内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陆续进入东北，原有抗联力量也被纳入新的东北人民武装体系。那些曾经撤入苏联的战士，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熟悉的山林、村屯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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