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阳光，就好像有人拿刀子捅你

电影《疯狗强尼》

他是一位东欧的纪实记者，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非虚构作家；他游走于冷战走向终结前夕的苏联，也亲历非洲独立浪潮、拉美革命以及中东冲突的诸多现场；他不仅为世界留下了诸多珍贵的文学纪实，也为我们反思战后第三世界提供了思想源泉。

他就是20世纪波兰传奇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

这个夏天，在阅读对卡普希钦斯基的《太阳的阴影：深入非洲的旅程》时，作者欧阳斌不时被他笔下的非洲世界震撼。他从太阳、蛇与牛群的意象里，感受到非洲大陆粗犷的自然风光与旺盛的生命力，也在马萨瓦的酒吧、德卜勒西纳的街道和索马里人的苦旅中，感受极端自然之力下人类生存的艰难处境。同时，利比里亚革命带来的血腥与贫穷，也令人反思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困境。

“很多人曾经认为，所有的罪，都是帝国主义犯下的罪，所有的恶，都是白人殖民者的恶。”欧阳斌写道，但现实远比话语复杂。当我们读到书中宛如异世界的非洲景象时，会不会在恍惚间联想到批判话语日渐失效的现代生活？后殖民的荒诞与后现代的虚无之间如此遥远，却又如此接近。而在一切的改变发生之前，我们所能做的第一步，就是去清晰地看见。

驾乘着轻快的云

——夏日的一本书

撰文：欧阳斌

《以赛亚书》中，当耶和华要惩罚傲慢、极端的埃及人的时候，祂驾乘快云，降临灾难。

河海干涸、田地荒芜、人民遭殃。

长期以来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的名作《太阳的阴影：深入非洲的旅程》，就像是圣经中这一章的现世再现。

这是一本可以带着你游走非洲大陆的书，所见所闻，除了绝大多数人此生都不可能见到的奇观壮景，也有非洲的贫瘠、残酷和令人唏嘘的讽喻。

01

卡普希钦斯基笔下的非洲，宛如异世界。

比如太阳，极度强悍的太阳是什么样的呢？刺眼？炎热？卡普希钦斯基在非洲见到的太阳经常是这样的：“这里的阳光就好像有人拿刀子捅你。捅进你的后背，捅进你的脑袋。”

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太阳，非洲的自然也不存在“傍晚”这样模棱两可的状态。

只有白天，然后就是黑夜，就好像有人一下子就把太阳的开关按掉了。是的，直接就是黑夜。一瞬间我们就来到了夜最黑暗的核心。如果是在穿越丛林时遇到它，我们必须立刻停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好像有人突然在你脑袋上套了个黑口袋。（64）

失去了中间地带，只有黑白、日夜两极，在这样的自然当中，生物们也不得不变得粗犷、极端。

每一只蟑螂都巨大无比，像小乌龟一样，黑黑的，闪着亮光，长着刚毛和胡须。（308）

有一次在一间荒漠废屋过夜时，卡普希钦斯基突然发现了一条盘卧在侧的蛇。在这场你死我活的绞力中，他体验到了一种来自宇宙的生命之力。

当他和同伴两个壮汉倾尽全身之力，将汽油桶压在这条蛇身上的时候，他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从未想过一个生物体内能蕴藏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此可怕的、滔天的、宇宙般的力量。我本以为汽油桶的边缘会轻易地切断蛇的身体，根本不可能！我很快意识到，被我们压在身下的不是一条蛇，而是一条钢铁铸造的、剧烈颤动的弹簧，既无法折断，也无法粉碎。眼镜蛇疯狂地扭动身体，猛烈地拍打地面，愤怒和狂暴让小屋里灰尘四起。它粗壮有力的尾部猛烈击打着，泥土地面开始飞溅起碎土块。（62）

也正是如此，在非洲的旷野上，人类并不当然是主宰。作为人类，必须学会俯身下来，与其他生灵共享这个世界——这不是什么动物保护主义的思想，也不是什么万物平等的价值观，这就是一种直截了当的生存法则。

纪录片《地球脉动》第三季

在一次旅行的途中，他遇到了一群牛，成百上千头的牛，静静地站在必经之路上。

牛群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一旦在我们附近爆发，那就是死神的力量。它就像山崩，只不过是被炽热、狂暴、沸腾的血液所驱动。（58）

这个时候，人类不再是手握利器的万物之主，也并不天然就享有任何为所欲为的权利。

该怎么办？停下来等。......我留意着领头的公牛。那些站在车前的牛开始慢悠悠地挪动身体，让车通过。但仿佛经过了精心计算似的，它们只挪到刚好够车通过的程度，然后便多一厘米也不让了，汽车一路轻轻扫过它们的侧身。我浑身湿透了。感觉就像在一条布满地雷的路上行驶。我用余光瞥了一眼莱奥，他闭着眼睛。一米又一米，一米又一米。整个牛群静静地站着，几乎一动不动。成百上千双黑溜溜的、凸出的眼睛嵌在硕大的脑袋上。这些眼睛湿润、呆滞，不带一丝神情。（59）

02

卡普希钦斯基的难得之处在于，作为一个记者，他并没有满足于只观见、体悟这样的自然壮景，他还要看到人。

拜这样粗粝、极端的自然所赐，人的处境亦是远超想象的艰难。

在刀子一样的酷暑下，特别是正午时分，卡普希钦斯基多次发现，人们唯一的应对之法就是静止不动，这与他见到的那些动物是一样的——面对恢弘无比的自然之力，渺小的生灵只能等待着，或者说，忍耐着，臣服着，像死亡一样静止着。

在全非洲最炎热的城市之一马萨瓦，他闯进了一个酒吧：

在黑暗中，在空荡荡的酒吧深处，我看到一个黏乎乎、脏兮兮的破吧台，上面躺着两颗人头。从远处看，那是两颗被砍下来的人头，像是有人把它们摆在这儿后就离开了。是的，很明显就是这样，因为这两颗人头一动不动，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我实在没力气去想这两颗头是谁带来的，以及为什么把它们留在这里。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旁边柜台里的一箱瓶装水吸引了。我用仅存的一点力气，费劲地走到那里，开始一瓶接一瓶地喝水。就在这时，两颗头中的一颗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看我在干什么。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这两位女服务员（两颗头）甚至没有哆嗦一下，她俩依然一动不动，仿佛两只蜥蜴。（407—408）

但是，酷热的威压并不会因为忍耐、臣服而增添一丝怜悯。

在满是灰尘、脏兮兮的地上，躺着一些饿得瘦骨嶙峋的人。他们是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干旱夺走了他们的水，烈日灼伤了他们的庄稼。绝望的他们来到这个小镇上，希望能喝到水并且找一点吃的。虚弱的他们没有力气做任何事，只能以一种最安静、最服从的方式死去——饿死。他们的眼睛半睁半闭，毫无生气，也不带感情。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看见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眼睛望向何方。在我站着的地方附近，躺着两个妇女，她们瘦弱的身体因为疟疾的折磨而颤抖着。这些身体的颤抖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动静。（171）

作为一个无知的局外人，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对逃避自然的贫瘠和残酷有着一种本能的抗拒，或者说，他们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耶和华的惩罚。

电影《沙漠之花》

甚至对于那些并没有“故土”，而一直是四处游走的族群来说，亦如此。比如卡普希钦斯基描述的索马里人。

索马里人没有故土，每个氏族根据几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有各自追寻水源的游走路线，但是这样的路线经常在干旱爆发时候，变成灭族之旅。

一位名叫哈米德的索马里人这样向卡普希钦斯基描述这种几乎是自毁般的经历，这记载于他们的诗歌：

他们穿过沙漠，最终无法到达一口水井。这样悲惨的旅程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一开始先是绵羊和山羊倒下了，它们没有水喝的话只能坚持几天。接着就是儿童。“然后就是孩子们。”哈米德说完这句话就不再往下说了。他没提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会作何反应，也没说会怎么埋葬这些孩子。“然后就是孩子们，”他重复了一遍之后又沉默了。此刻的天气热得人说话都困难。刚过中午，空气简直无法呼吸。“接着就是女人们，”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没死的人，水也不能停留太久。要是每倒下一个人他们都停下来，那他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水井那儿。一个死亡会带来另一个，死亡就这样接踵而至。这个氏族走着走着就消失了。”（266—267）

是的，所有无知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甚至救援人员将已经濒死的索马里人拽到营地，给他提供水和食物，他也会在恢复生命之后回到那条死亡路线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天性。”哈米德这样向卡普希钦斯基解释道。

卡普希钦斯基可能并无法理解“天性”这个理由，他只是在听到天性这个词之后，像自言自语一样写到，“天性是天主赐予的，所以是完美的。干旱、炎热、枯井和行径途中的死亡也都是完美的。没有它们，人类将无法体会到雨水带来的真切快乐、水的神圣滋味和牛奶赋予生命的甘甜。”

浪漫化的解读，可以给人们忍耐自然的残酷抹上一层神圣的殉道色彩，但如果耶和华降下的这罚，不是自然的罚，而是源于人自己的罪呢？

03

利比里亚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

1821 年，美国殖民协会逼迫当地部落首领，从其手中强行购买下了靠近海岸的一片土地，将美国一些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前奴隶以及本就是自由身的非裔美国人送回他们祖先的故乡——非洲。

这块土地后来被命名为蒙罗维亚，1847 年利比里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建国的时候，这些被从美国送回来的自由黑人只有大约 6000 人，不到整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一。

蒙罗维亚成为了利比里亚的首都，但没有成为这些从美国“归来”的黑人的家乡。

他们深切地怀念着那个曾经奴役过他们的社会。

在利比里亚这种酷热难耐的气候条件下，哪怕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男人们也会穿着燕尾服和针织短衬衫，戴着圆顶礼帽和白色手套。女人们大多时间都待在家中，但如果上街的话（蒙罗维亚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都没有沥青马路或人行道），她们就会穿上硬挺的克里诺林裙衬，戴上厚厚的假发和饰满假花的礼帽。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人都住在独栋的房屋中，这些房屋完全是按照美国南部白人种植园主的豪宅的样子复制的。（312）

在精神世界上，他们也划出了一条边界。他们都是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而这些宗教乃至于教堂，完全不同于非洲本土的信仰，对于他们那些本土的同胞自然也不是开放的。

但这并不是全部。

这些自称为“美国利比里亚人”的人们在创建一个自由国家的时候，所有的经验，都源自于他们在美国的经验——一段相当糟糕的经验，所以，他们在这片陌生的故土上开始抓奴隶。

当他们需要劳动力和服务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到利比里亚的内陆，将他们的同胞掳掠过来，作为自己的奴隶——一如当年白人殖民者对待他们的祖先一样。

他们还发明了一党制，他们建立的真辉格党一直执政了 111 年。

与这些天然相生的，是独裁统治，而且是那种最原始——也因为如此——最残酷、最荒诞的独裁统治。而且，当一个独裁者被推翻，“革命”推上来的，很可能是个更荒唐、更残忍的独裁者。

1980 年，一群年轻的士兵冲进总统府。这群处于赤贫状态的士兵本来想抓住腐败透顶的总统，问问他为什么拖欠他们的工资，但是热血上头的他们把他大卸八块，掏出他的内脏喂给了院子里的狗和秃鹫。

这 17 名士兵中带头的是一个 28 岁的军士长，名叫多伊。于是多伊就成为了新的统治者，他自封为“人民救赎委员会”主席。

但是多伊又怎么知道如何“救赎”呢？他甚至连基本的治理也不知道。在这之前，他属于一个极为贫瘠、深居密林的族群——也就是那些美国利比里亚人努力隔离，也会时不时去抓奴隶的一个贫弱的本土族群。

于是在成为总统之后，多伊努力让自己显得威严。他总是戴着金丝边大眼镜，每天待在总统府与女人们厮混，外出的时候他会让人们对他行礼，而自己报以双手高举和胜利的手势。

为了让自己安全，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所有不满的人，或者是他觉得可能对自己不满的人都杀掉。他还将自己部族的人从深林中叫出来拱卫自己。而这些人第一次进入大城市，他们除了掠夺，就是更多地施虐、残杀，甚至毫无理由地施虐、残杀。

这样的荒唐、残酷的统治持续了 10 年，利比里亚深陷泥潭，濒临崩溃，多伊曾经的战友约翰逊发动了内战，并抓住了多伊。

约翰逊简直就是另一个多伊。

在审讯多伊的时候，约翰逊喝着啤酒。因为天气太热，旁边专门有一个女人给他擦汗和扇扇子。约翰逊的审讯只有一个目的——问出多伊的银行账户。

已经被打得口齿不清的多伊说的话没人听清楚。这惹怒了约翰逊，他下令割掉多伊的两只耳朵。

失去了双耳的多伊更是无法进行任何交流。这进一步刺激了约翰逊，失去耐心的他将多伊交给了他的手下。在几个小时的酷刑之后，多伊的尸体被游街示众。

利比里亚的故事，多伊、约翰逊的故事，看上去离奇、荒唐、残忍，但是在非洲大陆上却不断地重复，持续数十年，反复按着糟糕的剧本上演：乌干达的阿明、扎伊尔的蒙博托、中非的博卡萨……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电影《战地巫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的殖民主义在非洲快速消退，曾经被奴役百年的非洲开始获得独立。很多人曾经认为，所有的罪，都是帝国主义犯下的罪，所有的恶，都是白人殖民者的恶。只要获得独立，一切都会得到根治，都会变好。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这片辽阔、壮美的异世界，仿佛中了魔咒。上面的一串可以更长的独裁者们，都是顶着独立的名号，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这些因人性之恶而遭到的罚，远远超过了残酷的自然之罚。

首先是极度的贫困。

卡普希钦斯基并没有像其他在非洲的白人一样，躲在设施完善的酒店，享受着异域的文化，写着充满同情语句的文章。他走进那些真正的非洲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城市、乡镇、部落还是战乱的中心。

在他的笔触下，非洲人经常要忍受饥饿，这是一种常态，即便偶尔有食物，也无外乎就是木薯、香蕉，拌了辣酱的米饭和可以饮用的净水已经是极为奢侈的食品。

其次是社会治理的完全失效。

卡普希钦斯基有一次在阿明治下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闲逛，渔夫捕来了又大又肥的鱼，孩子们都在欢呼雀跃，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鱼，而成年人都安静了，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鱼。

大家都知道，阿明的刽子手们一直以来都把被害人的尸体扔到湖里，鳄鱼与食肉鱼类都以这些尸体为食。一辆军用卡车这时经过，围在桌旁的人安静了下来。士兵们看到了聚集的人群，也看到了桌上的鱼，停下了车。他们相互交谈了一会儿，把车倒回到桌子旁，跳下车，打开了后挡板。我们这些站在近处的人可以看到车斗的地板上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而众目睽睽之下，士兵们把鱼倒到车斗里，把那具赤脚的死尸扔到桌上，然后在一阵肆无忌惮的疯狂笑声中扬长而去。（187—188）

卡普希钦斯基发现，在非洲的很多地方，物资其实并不稀缺，但是政府或者是军阀们，往往把控了物资的分配，而这，才是极度贫乏的根源。

这种以攫取和掠夺为底色的治理，有的时候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甚至不仅仅是贫困与混乱。

在非洲，卡普希钦斯基经常会遇到残疾的儿童，原因就在于，儿童兵在非洲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孤儿，参军是唯一的活路，而且因为儿童对于伤残没有概念，所以在战场上会更加残忍和不知自保。

与多伊、约翰逊一起争夺权力的还有一个军阀，叫做查尔斯·泰勒，他最可怕的部队就叫做“童子军联盟” （Small Boy Units）。

泰勒挑选小男孩入伍并给他们发放武器，同时还会给他们发放毒品。当这些小男孩被毒品控制时，他就把他们推到战场上去打仗。神志不清的小孩子们就像神风特攻队的队员一样，迎着子弹，脚踩地雷，奋不顾身地扑向战火之中。当他们彻底被毒瘾控制而无法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没用了，泰勒会把他们赶走。他们有的到达蒙罗维亚后，就染上了疟疾或者霍乱，要么被豺狼吃掉，在沟渠里或垃圾堆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326）

刚刚独立的时候，非洲人也曾雄心勃勃，希望重振自己的家园。他们在亚的斯亚贝巴修建了雄伟的非洲大会堂，并在 1963 年召开了第一次非洲国家元首会议。

十数年之后，卡普希钦斯基故地重游，想探访一下非洲人是否真的在认真思考如何拯救自己的大陆。他看到了更多的宏伟建筑，但是走进大会堂，他看到的场景是这样的：

非洲大会堂的走廊、房间、会议室、办公室中，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文件。柜子和分类文件夹里塞满了各种文件，从抽屉中溢出来，从架子上掉下来。办公桌被拥挤地摆放在一起，桌子后面坐着来自全非洲各地的漂亮姑娘。

她们是秘书。（291）

卡普希钦斯基当时听闻非洲领导人们有一份拯救非洲的行动计划，但是他在这里问遍所有人，知之者甚少。这片独立的大陆，好像就在这样的梦魇之中循环往复，不得解脱。

此情此景，他终于压抑不住地借朋友之口，对这片土地遭到的罚，发表了一通评论：

在某些文化中缺少这种批判精神。更有甚者，他们骄傲地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很完美；总之，他们不对自己进行批判。他们把一切罪恶归咎于他人，归咎于其他力量（如阴谋、间谍和各种形式的外来统治）。他们认为所有批评都是恶意攻击、歧视以及种族主义，等等。这些文化的代表将批评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认为是在故意贬低他们，甚至视为一种凌辱。如果你告诉他们城市很脏，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在说他们很脏，说他们的耳朵、脖子、指甲很脏。他们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们背负着满腔的怨恨、自卑、嫉妒、愤怒、烦恼和狂躁。这使得他们长久以来在文化上、结构上都无法取得进步，无法在自身内部产生变革和发展的意愿。（294—295）

驾乘轻云的耶和华降下了严峻的罚，只有当埃及人自己医治了自己，这罚才会最终结束。

参考资料：

《太阳的阴影：深入非洲的旅程》，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著，毛蕊译，2025 年 6 月，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编辑：菜市场、非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