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之后，这座城市如何弥补裂痕

《羞辱》

在这个时代，冲突与仇杀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从加沙到伊朗，从乌克兰到南苏丹。然而，真正困难的问题，从来不止如何避免冲突，而是冲突之后，人们要如何重新生活在一起。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的经验少得可怜。1860年的大马士革却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样本。

那一年，叙利亚的宗教社群矛盾彻底爆发。奥斯曼帝国为了阻止欧洲列强打着“维护非穆斯林群体权益”的旗号干涉其内政，启动了全方位的社会改革。然而，改革主要使占少数的非穆斯林获利，却鲜少惠及占社会大多数的穆斯林群体。

最终，原本多宗教共存的大马士革爆发了一场长达八天的屠杀，5000多名基督徒丧生，城市支离破碎，帝国的改革和主权陷入危机。

在理想国M译丛系列新一册《大马士革事件：1860年大屠杀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中，历史学家尤金·罗根为我们呈现了这场悲剧的根源，以及屠杀之后的重建。

短短几年内，奥斯曼帝国成功恢复了城市秩序，并重塑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对未来的信心。1860年以后的改革则进一步终结了奥斯曼帝国的旧秩序，为所有大马士革人带来了新的机遇。

举步维艰的重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绵延至今的重要遗产：各教派和睦共存、多元包容。而这一遗产不仅属于大马士革，也属于全人类。

下文摘自《大马士革事件：1860年大屠杀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尤金·罗根 著

01

一位基督徒的证词

1989年1月的这个上午，我来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希望为我的博士论文查找关于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在外约旦统治的文献。当时，外约旦是奥斯曼帝国治下叙利亚省的一个边疆地区，首府设在大马士革。

美国于1859年首次向大马士革派驻外交使团，我想看一下美国领事馆的档案中是否有与我研究方向有关的材料。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美国在大马士革的首位副领事，一个名为米哈伊尔·米沙卡的男人。1859年时，美国在列强中实力较弱，驻外使团规模有限。在很多地方，美国外交部为了减少派驻外交官的数量，会聘用当地人才代表美国的利益。

不过，外交部为大马士革领事馆选用的这个人，却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之一。

米哈伊尔·米沙卡是一位真正的全才。他曾在黎巴嫩山的王宫中效力，还接受过医生的训练。他著述甚丰，题材涉及神学、哲学，甚至阿拉伯音乐理论。

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是那本记录18、19世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史书，《应亲建言》。该书是他晚年在亲友力劝下写成，为的是记录下他父亲讲给他的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

该书出版后不久，我便通读全书，而我此次特地来到档案馆阅览室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为的便是一览米沙卡的领事通信。

我清楚自己想要从何处着手，于是直接翻到米沙卡1860年75月的报告。那个月，一场恐怖的屠杀席卷大马士革，米沙卡本人死里逃生。

米沙卡的书中留下了事件发生13年后他本人的记述。可事件发生之时，他写下了什么？

《征服1453》

在笔记的第35页，我找到了暴乱爆发之后米沙卡的第一份记述，他以颇具戏剧性的笔触向他的上司、美国驻贝鲁特领事J.奥古斯塔斯·约翰逊写道：

“阁下想必已听闻上周一早上这个城市的基督徒居民遭逢的劫难。烧杀劫掠于日出八个小时后开始，目前仍在持续。

“我们所在区域的米塔维拉（叙利亚的什叶派社群）攻击了我们的住宅，所见之物皆夺，能毁之物尽毁。他们并未点火烧房，以免殃及自家。他们开枪射击，不过并未命中我们，但我头中一斧、眼遭一棍。

“我的一位［穆斯林］朋友，哈吉·穆罕默德·萨瓦塔里带着一群北非士兵赶来，将我从暴民手中救出，送到他的住处与我家人团聚，那时我已衣不遮体、无鞋无帽、宛如初生。

“幸得我主慈悲，我眼下身在他家，卧病在床，伤眼肿胀难睁，无法评估伤情轻重。我一只胳膊受伤。”

几乎可以肯定，这便是关于那场为期八日的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最早的阿拉伯语记述，而“大马士革事件”正是那场屠杀流传至今的凶名。

02

一场改革引发的仇杀

大马士革事件是1860年夏天席卷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大范围群体暴力事件的一环。奥斯曼帝国建立五个多世纪以来，杀戮事件数不胜数。16世纪奥斯曼人主导的对波斯萨法维王朝和阿拉伯地区马穆鲁克王朝的攻伐，本质上便是以屠刀开道的帝国扩张。

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随着征服的脚步渐缓，奥斯曼帝国日益以法治而非针对臣民的国家暴力著称。在西方享有“大帝”之名的苏丹苏莱曼一世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被誉为“立法者”。

《帝国的崛起》

苏莱曼一世薨逝后的250年中，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凌驾于受到保护却仍为二等公民的基督教和犹太少数社群之上，类似的屠杀便鲜少发生。

直到19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分离运动的兴起，奥斯曼帝国法治崩坏，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爆发暴力冲突。血腥的恐怖始于1821年的希腊，最初仅限于巴尔干地区，当地的基督教分离势力与穆斯林展开了冤冤相报的屠杀。

希腊起义的影响波及奥斯曼帝国全境。作为报复，奥斯曼当局以叛国罪将希腊东正教牧首和伊斯坦布尔多个希腊人社群领袖处以绞刑。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信徒若有颠覆苏丹权威的企图，均被视为存在性威胁。斩草除根成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尽管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和屠杀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各省，但19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地区各民族、宗教社群间的关系同样剑拔弩张。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加剧了占多数的穆斯林与阿拉伯诸省各少数派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

自1832年埃及占领叙利亚以来，大马士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欧洲领事和外国商人的活动将这座城市与地中海世界联系在一起。蒸汽轮船运来欧洲的布匹、带走叙利亚的原料，在向本地市场倾销廉价欧洲货品的同时抬高了羊毛、棉花和蚕丝的价格，让本地的手工业者面临双重的压力。陆上贸易受到影响，参加大篷车的朝觐者队伍大幅缩水。

在欧洲列强的帮助下，奥斯曼人将埃及人逐出叙利亚、赶回尼罗河谷，但随着欧洲诸国干涉愈演愈烈，当局试图通过名为“坦齐马特”的宏伟改革计划遏制欧陆列强干涉的步伐。

改革不顾穆斯林社群传统上的优势地位，扩大了少数派社群的权利，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此类改革措施竟由身为帝国伊斯兰价值守护者的苏丹政府亲自推出，这令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士绅们更加难以忍受。

叙利亚社会各阶层中，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便是受到外国领事庇护或者身为外国商行代办的少数派社群。日益富有的大马士革基督徒依仗欧洲被保护人地位带来的法律和商业上的好处，变得越来越骄纵。同样的一套改革政策下，崛起的基督徒顺风顺水，穆斯林精英却开始勒紧裤带。

关于“大换血”的流言越传越广，声称基督徒要取代穆斯林士绅成为叙利亚的统治精英。很多阿拉伯穆斯林深知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分离势力在欧洲干涉的支援下造成奥斯曼帝国统治分裂的前车之鉴，将比邻而居的基督徒视为对其生活方式的存在性威胁。

《帝国的崛起》

到了1860年，这种看法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将叙利亚的基督徒斩草除根似乎变得顺理成章。

最初的示警信号来自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当地的穆斯林暴动分子于1850年10月对基督徒聚居区发动了攻击，致使几十人死亡。奥斯曼当局虽然最终恢复了阿勒颇的秩序，却无法消除叙利亚其他地区进一步爆发暴力事件的风险。

整个19世纪50年代，大叙利亚地区不同宗教社群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最终在1860年夏天酿成前所未有的暴力冲突，导致一万多名黎巴嫩山基督徒和5000名大马士革基督徒丧生，这就是1860年事件。

米沙卡医生于1859年9月走马上任。这意味着他的报告完整记述了屠杀发生前九个月中叙利亚社会秩序的瓦解过程。或许更具价值的是，米沙卡医生的报告一直持续到事件发生整整十年之后，让我们得以如临其境地了解到长期困扰城市重建和无家可归的幸存基督徒安置的社会割裂与冲突。

1860年事件幸存者创作的回忆录多作于事件发生五到十年后，并得益于后见之明。米沙卡本人写于事件13年后的作品亦是如此。报告的特别之处便在于，它表现的是对未来全然无知的作者在事发当时的所见所思所感。

如此，它捕捉到了大马士革人当时的恐惧与希望，极为详尽地记录了这座一度走到种族灭绝边缘的城市如何艰难重塑了占多数的穆斯林群体与占少数的基督徒群体之间的平衡。

03

一笔绵延至今的遗产

虽然米沙卡医生书中的事实与他的报告分毫不差，但叙述的口吻却大相径庭。米沙卡在报告中痛斥奥斯曼官员的失职。他对奥斯曼政府平息事态的能力毫无信心，并意在呼吁外国干涉，保护脆弱的基督徒社群免受灭顶之灾。

然而米沙卡在书中则表示出了对奥斯曼政府的完全信赖。在关于“针对大马士革基督徒的屠杀及其原因”一节的引言中，米沙卡便将矛头对准了基督徒受害者，而非奥斯曼总督或是穆斯林暴民：“本人唯一的目的，在于展示不遵从君主命令的后果，并解释这些子民及其首领有此遭遇的原因。”

在我看来，米沙卡医生对奥斯曼当局不同以往的恭敬，是出于务实考量的主动选择，而非天命难违的无能为力。他终于认识到，欧洲列强无意帮助叙利亚基督徒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更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1860年事件后，奥斯曼政府建立的法律与秩序体系，以及激励所有大马士革人共同维护城市重建的脆弱成果的共同利益，成功防止了类似的暴力事件重演。

几十年后，这种“和谐”给大马士革人带来的好处愈发明显。然而回顾改革的经历以及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迎来现代化新时代的过程，我们便可看出，事件本身及其后续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大马士革一城。

《阿拉伯的劳伦斯》

1860年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措施推行之前，从不会征求苏丹子民的意见或者认可。当时，中央政府更关注欧洲人的反应，而非奥斯曼公众的舆论。

然而，在大多数人口得不到任何激励或者好处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赋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等手段颠覆旧有的社会秩序，注定会遭到抵制。其结果便是叙利亚境内的社群暴力，并最终酿成了大马士革事件。

事件发生后，欧洲列强的介入原本完全可能导致奥斯曼领土遭到分割、欧洲各国在叙利亚殖民。最终，凭借福阿德帕夏巧妙的外交手段，奥斯曼帝国平稳渡过了危机，维护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大马士革事件过后，改革仍是帝国的当务之急，但1860年后，改革的推行方式却与之前大不相同。政府继续不断推出新的措施，但开始更谨慎地试图在对子民的要求和赋予子民的实惠之间、在责任和权利之间求得平衡。

通过诸如1858年《土地法》等改革，政府不仅提高了对人民征税的效率，还将土地的所有权赋予人民，并使土地成为流通性更好的商品和借贷的担保品。财产的所有权终于可以在无需复杂信托的情况下，以继承的形式由父母传给孩子。税收的增加让政府得以投资于奥斯曼社会的发展——例如路网、集市、学校——而这一点从大马士革的重建中便可见一斑。

此外，1864年《行省改革法》让奥斯曼帝国的子民得以在地方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自此获得了投票选举和竞争民选政府岗位的权利。社群领袖和显贵很快就利用市议会和法院中的新职位，扩大他们在各自社群中的权势。

《黑金》

随着大马士革人对自身和后代前景的期待不断提高，他们越来越愿意捐弃前嫌，将大马士革事件抛在脑后，也越来越愿意信任奥斯曼统治下的未来。

这或许是肮脏的政治，但民选官员的诞生标志着改革后的奥斯曼帝国从子民到公民的转型。这些改革的成果都在1876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推行《奥斯曼帝国宪法》后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从某种意义上讲，1860年的危机是早期坦齐马特改革的直接后果。重建工作的成功，以及1860年后的坦齐马特改革措施，在重振大马士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期的坦齐马特改革还终结了奥斯曼帝国的旧秩序，行省总督掌握绝对权力、非穆斯林社群法律地位低于穆斯林多数群体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正是这些变革，让中东地区迎来了以责任制政府、正规税收、城市开发和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现代化时期。

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所有问题都因坦齐马特改革迎刃而解。当时的各种记述照样哀叹个别官员的腐败无能，其中的悲观口吻时至今日仍见于政治分析当中。

然而1860年标志着新旧时代交替的转折点：用当时人的话说，1860年后的奥斯曼帝国“局势已然安稳”。大马士革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让1860年成为旧秩序与现代中东之间的转折点。

城市的重建让基督徒社群得以稳固地融入大马士革的社会和经济生活。1860年的事件并未给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留下教派冲突的遗产。到了20世纪，基督徒与穆斯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携手共进，塑造了能团结所有叙利亚人的世俗身份认同。

《阿拉丁》

直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崛起之后，教派冲突才在这个国家死灰复燃。而且即便如此，基督徒也并非武装冲突的唯一目标——甚至也不是主要目标——更不会有人将眼下的内战与1860年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024年10月20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的庄严仪式上，教皇方济各册封“大马士革的殉道者”为圣人。对于叙利亚的基督徒来说，此次封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圣地守护团的方济各会神父克·格雷戈里表示，封圣“传递出希望的信号，因为流血之后将迎来新的春天”。他相信，殉难者的代祈将终结肆虐中东的冲突，“打开不同宗教团体之间新的沟通渠道，推动和平的到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番话颇具先见之明。

在奇迹和圣人代祈的信奉者看来，叙利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他们的信仰并非虚妄。梵蒂冈举行仪式七周之后，反对派推翻了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为叙利亚内战画上了句号。

回望2024年的种种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终结叙利亚的恐怖内战，便是大马士革殉道者代祈带来的最伟大的奇迹。但倘若叙利亚的新领导人真能建立一个不分民族和宗派、尊重所有群体的政府，他们便真正维护了各教派和睦共存、多元包容的大马士革这一奥斯曼时期的重要遗产。

这种秩序源自1860年屠杀后举步维艰的重建，虽历经法国的帝国主义和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统治，却依然延续至今。

封面源于电影《何以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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