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延安窑洞里,毛泽东接到林彪发来的电报,得知115师准备集中兵力与日军打一场大仗。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毛泽东情绪激动,掀翻了桌上的茶杯。这个细节背后,并不只是两位将领之间的争执,而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究竟该怎样用有限力量对付强敌的战略分歧。
全面抗战爆发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当时的八路军兵力有限,装备更无法与日军相比。日军拥有飞机、火炮、汽车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八路军却不能依靠弹药消耗去换取战果。毛泽东判断,若把部队集中起来硬拼,很可能一仗就打掉多年积攒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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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会议地点在陕西洛川城郊的冯家村,出席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和红军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也强调红军改编后不能丢掉独立自主的原则。
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八路军是配合正面战场集中打大仗,还是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一些将领更看重运动战。他们认为,只有打出声势,才能提高部队威信,也能让国民党军和广大民众看到八路军的战斗力。林彪便是这种意见的代表之一。这个想法并非没有道理,红军时期的运动战经验,确实曾帮助部队取得过许多胜利。
毛泽东却反复提醒:“日本军队不是过去的国民党军队。”敌我力量悬殊,战场环境也已改变,八路军不能把过去对付国内敌人的办法原样搬来。部队要保存实力,更要把战争引向敌后,在群众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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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115师进入山西北部。林彪亲自查看平型关附近地形,重点观察乔沟、老爷庙一带的道路和山势。这里道路狭窄,两侧高地便于隐蔽,日军运输部队一旦进入,车辆难以迅速展开。
林彪据此制定伏击计划,准备集中115师主力,打击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毛泽东得知后,连续发电提醒,要求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
电报中的意思很明确:可以打,但不能把一次战斗当成改变全局的决战。林彪却认为,眼前战机难得,若能歼灭日军、缴获物资,甚至俘获敌人,必然能够鼓舞抗战信心。他在回电中强调,先头部队应把歼敌作为主要任务。
据一些回忆材料记载,毛泽东看到电报后十分恼火,认为林彪仍有“打大仗、出风头”的想法,随手掀翻了茶杯。毛泽东曾说:“不能动摇原定方针。”这句话,针对的是作战原则,并不是否定林彪的战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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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日军运输队进入平型关附近乔沟,115师在山地两侧突然开火。日军车辆首尾相接,队形被截断,八路军迅速分割包围,战斗持续到下午。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是八路军出师后的重要胜利。
但胜利也暴露出问题。115师自身伤亡不轻,友军配合并不充分,日军也没有留下大批俘虏。更关键的是,这场战斗依靠的是预设阵地、地形选择和突然袭击,并非凭兵力与装备同日军正面决战。
平型关的消息传开后,华北一些干部产生了乐观判断,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甚至设想依靠正面作战守住山西。可是,太原于1937年11月8日失守,华北正面战场迅速变化,事实很快证明,八路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连续的大规模会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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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林彪本人也从战斗结果中看到了另一面。平型关能够成功,靠的是伏击和突然性;若在开阔地带与日军拼消耗,八路军很难承受这样的代价。此后,115师逐步在敌后展开,战斗方式也更多转向破袭、袭扰和分散歼敌。
1937年冬,王明回国后曾主张抗日军队更多采取运动战,党内关于军事路线的分歧并未立即消失。毛泽东则在1938年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系统说明游击战争不是消极躲避,而是依托根据地、发动群众、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作战。
到1938年春,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等敌后根据地相继发展起来。八路军不再追求一战成名,而是把铁路、公路、据点和运输线变成持续打击的目标。日军占领城市,却难以真正控制广大乡村。
茶杯落地的声音很短,争论却延续了相当长时间。平型关大捷证明八路军能够打胜仗,也提醒指挥员:胜仗必须建立在敌我实际和战场条件之上。抗战初期,游击战方针正是在这些胜利、代价与反复争论中,逐步成为八路军深入敌后的基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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