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9年9月，北京301医院，106岁生日尚未到来，家人拿着一块小黑板，向坐在病床前的吕正操询问寿辰安排。老人听力已经不太好，家人便把话写在板上：“您的生日，准备怎样过？”他接过笔，只写下四个字：无需声张。
这四个字，像是他晚年性格的一个缩影。经历过战火、军政风云和新中国铁路建设的人，到了高龄，反而不愿意惊动太多人。生日可以安静，功劳也不必反复摆出来讲。
遗憾的是，这场原本准备迎接的寿辰，最终没有等到。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在北京因病逝世。按农历虚岁计算，他即将迎来106岁生日，但老人把最后的日子留在了104周岁这一年。
10月2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大礼堂外，早早赶来的群众排起队伍，有人从沈阳而来，有人从河北衡水而来。他们手捧菊花，胸前佩戴白花，手里还拿着讣告，只为送这位抗战老将最后一程。
一位沈阳老人张维州，带着父亲张子厚未能完成的心愿赶来。张子厚早年曾在东北军任职，和吕正操有过共事经历。一次日军轰炸中，张子厚后背受伤，吕正操亲自替他脱衣包扎。
老人后来常对儿子提起这段往事，却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吕正操。追悼会当天，张维州站在人群中，替已经去世的父亲说了一句迟到多年的“感谢”。
衡水人刘凤霞也有类似的记忆。她的母亲许志芳，抗战时期曾在村中接触过吕正操。那时，吕正操腿部负伤，部队在冀中平原活动，便依靠群众掩护，并组织乡亲挖地道、修工事。
后来许志芳被日军抓走，吕正操一直惦记着她。直到晚年，许志芳带女儿到北京探望，老人确认她还活着时，情绪顿时失控。多年战乱留下的牵挂，在那一刻有了回应。
吕正操的军旅生涯，并不是从显赫家庭开始的。他190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一带，幼年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书，后来进入东北军。1922年，17岁的他因不满日本侵略和东北局势，决心投身军旅。
他原名“正超”，后来改名“正操”。这个名字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带着很直接的想法：练好本领，去打日本侵略者。1923年，他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回到张学良身边，做过副官和秘书。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不断失利。1937年，吕正操率部在河北改编，建立人民自卫军，转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序列。冀中平原缺少山地依托，他便把地道、地雷、交通网和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平原游击战。
有一次，记者问他当年为何能坚持下来。吕正操回答得很简短：“靠人民。”这并非客套话。没有村庄掩护、情报传递和粮食接济，平原游击队很难长期生存。后来许多关于地道战、地雷战的故事，都能在冀中抗战经验中找到现实背景。
抗战结束后，吕正操没有停留在旧日战功里。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铁路系统，先后担任铁道部部长等职，参与恢复和发展全国铁路运输。战争年代，他要解决的是部队如何穿插；和平建设时期，他面对的则是铁路如何连通城市、矿区和交通要地。
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贯穿了漫长岁月。两人17岁左右相识，西安事变后长期失去联系。1984年以后，在张学良侄女张闾蘅的传递下，两位老人重新恢复书信往来。
1991年5月，吕正操赴美国旧金山、纽约，与张学良重逢。两人白发苍苍，握手许久。张学良谈到上帝，吕正操笑着回应：“我迷信人民。”短短一句玩笑，既有旧日默契，也有各自一生的立场。
那次美国会面成为两人的最后相见。2001年张学良去世后，吕正操十分悲痛，认为这位老友始终牵挂祖国，却留下了未能回大陆的遗憾。
晚年的吕正操并不只谈战争。他喜欢网球，也打桥牌。年轻时跟随张学良学会网球，战事紧张时，打麦场也能当球场。年纪大了，体力下降，他让别人给自己喂球，还把这种打法戏称为“喂球网球”。
2009年7月，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仍在病房里看网球比赛。窗外风云已远，老人却还盯着球场上的来回攻防。几个月后，家人再次拿起那块小黑板，问起106岁生日如何安排，得到的仍是那句朴素回答：无需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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