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逝世后，当年“西南联大五大才子”如今只剩一人，他是谁？

2025年10月18日，北京，杨振宁走完了103年的人生旅程。消息传出后，一种说法迅速流传开来：西南联大“五大才子”只剩王希季一人。这个说法听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却经不起时间核对。

因为王希季已经在2023年6月8日离世。也就是说，杨振宁逝世之后，所谓“五大才子”并不是“只剩下一人”，而是五位都已离开人世。标题中的“他是谁”，答案并非王希季，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存在时间上的错误。

西南联大并不是一所普通大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被迫南迁，先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因战事逼近，于1938年迁往昆明，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大学从成立到结束，前后不到九年，却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批学者。条件极其艰苦，校舍简陋，物资短缺，师生甚至要步行穿越滇黔公路。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课堂没有停，实验没有完全中断，学术传统也没有被战争打散。

“五大才子”并不是西南联大正式评定的称号，而是后人对五位杰出校友的概括。他们分别是物理学家杨振宁、核科学家朱光亚、经济学家王传纶、翻译家许渊冲，以及航天事业开拓者王希季。

这五个人走的道路完全不同，却有一个共同背景：他们都在民族危亡和教育流离的年代里接受了高等教育。西南联大给他们的，不只是某个专业的知识，更是一种在困顿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训练。

朱光亚出生于1924年，是五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曾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学习，后来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抗战胜利后，他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研究核物理，获得博士学位。

1950年，朱光亚回到中国。此后，他长期参与核武器事业，担任核武器研究的重要技术组织者。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朱光亚在其中承担了关键工作。1999年，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1年逝世。

王传纶的学术方向看似不如原子弹、卫星那样轰轰烈烈，却关系到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他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后来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选择回国，长期从事金融学和财政学教学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学科建设并非简单翻译国外教材。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制度、财政体制和金融实践都处在重建阶段，如何把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是一项没有现成答案的工作。王传纶在金融教育和学科建设方面持续耕耘，2012年在北京逝世。

许渊冲则把一生交给了文字。1938年，他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后来，他把《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法文，也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

他对翻译有一个鲜明看法：不能只求字面准确，还要传达原作的意境、节奏和审美。有人问他为什么坚持这样的译法，他曾用很直白的话回答：“译诗不能没有美。”这句话，也成为他翻译实践的注脚。2021年，许渊冲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杨振宁是这五人中最早获得世界性科学荣誉的一位。1938年，他以优异成绩进入西南联大，师从吴大猷等学者。1944年，他通过留美考试赴美国深造，后来与李政道合作，在弱相互作用领域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二人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的人生经历也最复杂。1964年，他加入美国国籍，长期在美国从事研究和教学。2003年，他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在理论物理学上的成就，以及晚年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投入，都是无法绕开的事实。

王希季是五人中与航天联系最紧密的一位。他出生于昆明，早年进入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来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2年毕业后，他从事兵工技术工作，1947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动力和燃料专业，1949年回国。

1958年，王希季参加中国早期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工作。1960年2月1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发射成功，这是中国火箭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一步。此后，他又参与卫星运载火箭和返回式卫星研制，担任相关型号的技术负责人。

1999年，王希季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活到杨振宁之后。2023年，他在北京逝世。由此可见，若按2025年杨振宁逝世这一时间点计算，五人已经全部离世，不能再说“只剩下一人”。

西南联大“五大才子”的意义，也不在于凑成一个名单。有人研究原子核，有人建设金融学科，有人翻译古典文学，有人改变物理学理论，有人从零开始参与中国航天。短短几年校园生活，成为他们各自人生中共同的一段底色，却没有把他们限制在同一条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