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一份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摆在周恩来面前。名单共有662人，来自党派、团体、军队、少数民族和各界人士。负责这项工作的李维汉，连续多月奔走核实，连一个团体是否适合参加，都要反复斟酌。
这份名单并不是简单罗列姓名。谁能代表群众，谁与革命事业有真实联系，谁又可能混入其中制造麻烦，都必须分辨清楚。周恩来后来评价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这句话，道出了李维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承担的分量。
有意思的是，九三学社最初并未出现在筹备名单中。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递交材料后，李维汉经过了解，认为这个团体有参加新政协的条件，便抓紧办理有关程序。三天后，九三学社被正式列入名单。
这种办事风格，早在湖南革命工作时期便已形成。李维汉189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青年时期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有同窗和同事之谊。新民学会活动期间，他接触到反帝反封建思想，开始寻找救国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后，湖南一批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李维汉于1920年赴法，在那里接触马克思主义，也结识了周恩来。1922年，他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党组织很快把他放到重要岗位上。
1923年至1927年，李维汉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此前负责湖南地区党的工作，后来奉调中央，李维汉接替其职务。那几年，湖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设发展较快，李维汉以稳健、细致著称。
所谓“四次成为毛主席的上级”，并不是说二人长期存在上下级关系，而是革命工作调动和组织职务变化形成的特殊经历。毛泽东在湖南、中央及其他工作岗位上多次接受组织领导，李维汉也曾在相应阶段担任负责同志。这个说法，更多体现的是两人革命生涯中的职务交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维汉参与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工作。此后，他没有停留在单一的地方工作领域，而是逐渐转向党务、民族和统一战线等更复杂的任务。1930年代后期，民族问题成为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抗日战争时期，李维汉参与西北地区民族工作，主持或组织有关材料的起草，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抗战立场、政治诉求和社会特点进行分析。他提出，民族工作不能只靠口号，还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民族实际情况。
这条思路后来融入民族区域自治等重要实践。李维汉的贡献不在于制造轰动场面，而在于把原则落实到制度、干部和具体工作中。统一战线也是如此，既要团结多数，又要掌握政策边界，尺度稍有偏差，便可能影响全局。
他的个人经历同样带有那个时代的艰难印记。金维映曾是邓小平的前妻，后来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与李维汉相识并结为夫妻。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两人一同出发。金维映是走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身体也因此留下严重病患。
1936年，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罗小金，后来改名李铁映。金维映赴苏联治病和学习后，1941年因战争中的空袭不幸去世。李维汉失去妻子时，仍在承担革命工作，孩子则由组织安排照料，直到革命胜利后才回到父亲身边。
李铁映没有凭借父亲的身份安排前程。留学回国后，他进入国防科研系统工作，长期从事技术研究。改革开放后，他转入地方和国家领导岗位，曾任沈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成立，李维汉出任第一任部长。新政协筹备、各民主党派联系、社会团体甄别，都需要耐心和判断力。许多工作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却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形成广泛的政治基础。
晚年的李维汉把大量精力投入回忆录写作。他反复强调，回忆不是个人表功，材料必须真实，人物不能拔高，失误也不能随意遮掩。《回忆与研究》因此保留了不少革命时期的 firsthand？ Need Chinese only. “第一手资料” replace.
他曾说：“回忆录的主角不能是我，这是革命的回忆录，不是个人的传记。”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陪伴他走完晚年岁月的，除了病榻，还有一摞摞尚待核对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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