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把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找来，谈的不是一场战役，也不是一项普通任命，而是两位老将军的工作安排。其中一人，正是曾经统率红四军、后来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
这件事难办，难在职务，更难在人情。陈再道资格老、战功重，长期担任大军区正职。特殊时期过后，如何让他重新回到军队岗位，既要考虑工作需要，也要照顾军中资历和原有关系，稍有不慎，就容易让人觉得安排失当。
陈再道是湖北麻城人，1909年出生。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农民赤卫队员。起义受挫后，他没有离开队伍，而是与战友转入木兰山坚持斗争。那段日子条件极其艰苦，却磨出了他敢打硬仗、善于坚持的性格。
红军时期，陈再道从排长、连长逐步成长为团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中，他多次带部队执行险重任务。保卫万源、掩护主力渡过嘉陵江等战斗，使他在红四方面军中逐渐崭露头角。
徐向前曾评价他“能攻能守”。1935年，年仅26岁的陈再道出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这个任命背后，并非单纯看资历，而是多年战场表现积累出来的信任。陈再道的特点很鲜明：关键时候敢顶上去，局面复杂时也能守得住。
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是陈赓的重要助手。七亘村、黄崖底、长生口等战斗中，他承担了具体指挥任务。1938年，他率部进入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部队由最初的几个连逐渐发展为多个团和支队。
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初，他出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也正因为长期担任重要岗位，陈再道的复出不能简单处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部分受到冲击的老干部陆续得到重新安排。1973年，周恩来请田维新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一起研究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
田维新回到总政治部后，着手整理材料。陈再道恢复工作后担任什么职务，成了摆在面前的实际难题。周恩来提出，可以暂时“委屈”一些，安排他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
田维新联系了一位大军区司令员，说明来意。对方没有直接说不行，只回了一句：“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这句话听起来客气，意思却很清楚。田维新再次询问，对方干脆表示：“千万别让他来。”
当时全国十一个大军区，正职基本都有安排。陈再道若调任副司令员，既要避免与原有主官关系过于复杂，又要让他的资历和能力得到尊重，选择并不多。田维新考虑再三，想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1913年出生，来自湖北红安。解放战争中，他以指挥果断、行动迅猛著称，被称为“旋风司令”。从东北战场到海南岛，他参加和指挥过多次重要作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海南岛战役中的突出贡献是重要原因之一。
田维新打电话说明安排，韩先楚没有绕弯子，直接回答：“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句话很朴实，却解决了困扰多日的难题。韩先楚知道陈再道是老资格将领，也明白接收一位老上级，意味着更多协调和责任，但他没有把困难推给别人。
有意思的是，后来王建安复出，工作安排又找到了韩先楚。王建安曾任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职务，资历深、战功重。面对这次安排，韩先楚也有顾虑：“我这里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提醒他，这是周恩来让征求意见。韩先楚仍然解释自己有实际困难。周恩来得知后，没有简单批评，而是说等韩先楚到北京开会时，当面谈一谈。后来，经过沟通，韩先楚同意王建安到福州军区任职。
此后，李志民复出，也被安排到福州军区担任政委。这样一来，陈再道、韩先楚、王建安、李志民四位开国上将先后在福州军区工作，形成了新中国军队历史上一段颇为特殊的任职组合。
陈再道后来担任铁道部部长，1993年病逝；韩先楚于1986年去世，享年73岁；王建安于1980年病逝；李志民于1987年病逝。那次干部安排，既是职务调整，也是对一批老将军历史贡献与军中关系的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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