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北京的一次会议间隙，毛主席见到了古柏的遗孀曾碧漪。谈话中得知，古柏遇害的经过多年没有查清，凶手也未受到惩处，毛主席当即严肃地说：“要迅速查清古柏被害的经过，严惩凶手！”
这句话背后，牵着一段埋藏二十多年的旧事。古柏不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央领导干部，却是毛主席早期革命生涯中极为信任的一位助手。毛主席曾对朱德说：“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
古柏1906年出生于江西寻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没有长期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社会关系复杂、交通闭塞的家乡开展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公开活动极其危险，他便以创办中山学校为掩护，接触青年，培养骨干。
寻乌的党组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古柏善于做地方工作，能够听懂各阶层的诉求，也知道哪些人可以依靠，哪些矛盾必须暂时避开。这种本领，书本上学不到，只有长期扎在乡村里才能形成。
1928年3月25日，寻乌革命力量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古柏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一度攻入县城，县长仓促逃离。敌人很快反扑，队伍无法固守城池，古柏没有恋战，而是带领人员转入山区，改以游击方式保存力量。
这次起义规模并不算大，却让周边革命力量看到了寻乌的潜力。后来，毛主席、朱德率部进入寻乌时，古柏负责接洽并介绍当地情况。他讲得具体，不说空话，从地方武装、乡村关系一直谈到民情民意，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真正让古柏名载党史的，是1930年协助毛主席进行寻乌调查。红军攻占寻乌后，毛主席没有急于作结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当地社会结构上：农村如何划分，土地关系怎样，商业由谁控制，商人和农民之间有哪些矛盾。
古柏熟悉地方，也熟悉各类人物。他按照要求，协助寻找有代表性的访谈对象，组织召开调查会。有人讲方言，有人顾虑重重，古柏便在中间解释、沟通，把零散的见闻整理成可以分析的材料。
白天开会，晚上整理。油印、刻蜡纸、核对记录，这些琐碎工作都不能出错。毛主席后来回忆说，正因为古柏介绍了郭友梅、范大明等人，才使自己对寻乌的城市商业情况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仿佛“小学生启蒙”。
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形成了一份地方材料。它让毛主席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决策不能靠抽象概念代替实际调查。后来形成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论断，正与寻乌时期的实践密切相连。
调查结束后，古柏被调到红四军，担任前委秘书长。秘书长并非只负责抄写文件，部队行动、地方联络、材料整理和上下沟通，都需要参与。古柏既能处理文书，又懂基层情况，因而成为毛主席身边少数能够真正分担工作的人。
两人的关系，也由工作上的配合逐渐转为相互信任。古柏性情谦和，办事稳重，毛主席则看重他不摆架子、肯听不同意见。毛主席称他为“我的朋友”，并不是一般客套，而是对其品格、能力和长期合作的肯定。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环境越来越险恶，部队缺粮缺药，敌人不断搜山，他仍要设法联络各地力量，维持被打散的革命组织。
1935年2月，古柏前往广东联系东江游击队，在龙川县鸳鸯坑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由于交通员王应湖叛变，敌方民团带人包围驻地。突围时，古柏中弹负伤，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9岁。
毛主席当时正在长征途中，直到1936年4月才得知消息。他悲痛之余，写下悼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这十六个字，没有铺陈，却把惋惜、痛惜和评价都写了进去。
古柏牺牲后，毛主席一直惦记着案件经过。1956年得知真相仍未查明后，公安部门展开调查，最终查清了告密和行凶经过，相关人员被捕，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古柏还留下过一件牵动人心的遗物。游击时期，他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乡亲，只留下照片和印章。乡亲遇害后，其妻冒险带着孩子辗转寻找，最终将孩子和遗物交还曾碧漪。那张照片和那枚印章，成为古柏短暂一生留给家人的见证。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