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早期，历史上最早预见毛主席终将成为领袖的人究竟是谁呢？

1929年春，广州，爱国诗人柳亚子写下《存殁口号六首》。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成为全党的核心人物，井冈山根据地也正处在艰难发展之中，可柳亚子却在诗中写道：“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这几句诗分量很重。柳亚子把毛泽东同孙中山相提并论，称他们为“中国的列宁”。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普通的诗歌唱和，而是一个党外人士对革命方向和政治人物的鲜明判断。

所以，若问最早公开预见毛泽东将成为重要领袖的人，柳亚子是绕不开的名字。

不过，柳亚子的判断，并非凭空而来。1926年5月，毛泽东与柳亚子在广州相识。一个是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一个是反对专制、关心国家命运的南社诗人。两人谈政治，也谈诗词，虽相处时间不长，却很快建立了特殊交情。

毛泽东后来写诗回忆这段往事，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的句子。广州一别后，两人各自投入时代洪流，真正再次密切往来，已是多年以后。但那次谈话给柳亚子留下的印象，显然不同寻常。

柳亚子看中的，不只是毛泽东的学识，更是他谈论中国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方向感。毛泽东很少把革命看成少数人的政治游戏，他反复思考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

这在当时并非主流看法。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的农民家庭，1893年出生。少年时期，他既读传统经书，也接触新学。1906年前后，毛泽东曾在堂伯毛宇居处读书。一次私塾议论严子陵，毛宇居赞赏其不事权贵、退隐山林，少年毛泽东却提出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读书人的本领不应只用来保全自身，既然有学问，就应当设法解决现实中的困苦。隐居可以保持清高，却未必能救民于水火。

这类看法，未必成熟，却已经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毛泽东后来关注农民、研究农村，并不是突然转变，而是早年生活经验、读书思考和社会观察逐渐汇合的结果。

1910年，湖南发生严重饥荒，韶山一带灾民遍地。毛泽东当时17岁，亲眼见到饥民为粮食奔走，甚至冲击粮店。毛贻昌经营粮食生意，家中也受到影响。听父亲讲起此事，毛泽东却没有站在自家利益一边，而是认为灾民是被饥饿逼到了绝境。

这件小事，后来常被用来说明毛泽东早年的立场。对他而言，判断一件事，不能只看表面秩序，还要追问苦难从何而来。谁在承受代价，谁又掌握着资源，这种观察方式伴随了他很长时间。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参加过湖南新军，后来又投身湖南驱张运动，参与过新民学会的社会实践。一次次尝试并不顺利，却使他越来越清楚，仅靠改良、教育或少数人的呼吁，很难改变中国的根本处境。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了他新的思想工具。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完整答案，而是在失败、阅读和社会调查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真正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敢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机械照搬书本。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随后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没有固守原定计划，而是转向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正是这一转向，显示出他的特殊之处。别人看到的是一次起义失败，他看到的却是保存力量、深入农村、重新组织革命的可能。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逐步形成。

柳亚子也正是在毛泽东的行动中，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政治才能。1929年写下那首诗时，毛泽东的地位还远不能与后来相比，但“湖南赤帜正纵横”已经点出了事实：一个能够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人，正在脱离普通革命者的范围。

1932年，毛泽东处于革命斗争的压力之下，柳亚子又写《怀人四截》寄意相勉。两人的关系，并不属于组织上下级，也不是简单的文人唱和，而是建立在共同关切民族命运基础上的长期友谊。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经过革命战争和党内实践反复检验。柳亚子早年的判断，因而显出特殊意义：他未必能预见全部历史细节，却较早从毛泽东的谈吐、立场和行动中，看出了那种能够凝聚群众、穿越困局的领袖气质。

诗人看见的，往往先是一个人的精神锋芒；历史随后才会用更大的舞台，检验这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