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重庆谈判，明知前路凶险，毛主席为何执意亲自赴渝？

1945 年抗战刚刚胜利，和平看似降临，一场凶险的“鸿门宴”却摆在眼前。面对蒋介石接连发来的谈判邀请，赴重庆等于深入虎穴，危险难以预料。

延安上下无不牵挂此行安危，所有人都明白，毛泽东奔赴重庆，是以个人的安危为代价，为全民族争取和平的机会。明知前路凶险，中国共产党为何毅然决定参与这场谈判？

战争刚刚结束，新的棋局已经开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全国。打了十四年的仗，终于结束了。老百姓贴出红纸，街头有人放鞭炮，很多人头一次觉得可以松口气了。整个中国都在传一个字：和。

可实际上，停战之后那段时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控制着不同的地盘，手里都有军队。抗战期间两家虽然合作，但摩擦从来没断过。战争一结束，谁来主导接下来的中国，这个问题就摆在桌面上了。

蒋介石在重庆，毛泽东在延安，两个人心里都清楚，眼前这个“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只是下一场博弈的起点。

蒋介石的部队，当时主力集中在西南和西北一带，要把这些兵力调到北方、东北，需要时间。这段空档，蒋介石需要一个东西来填：谈判。

从8月14日起，蒋介石连续发了三封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去重庆"共商国事"。

第一封说"事关国家大计"，第二封说"深望体念国家之艰危"，第三封说"各种重要问题，均待面商"。

三封电报，措辞一封比一封恳切，但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毛泽东拒绝去，那就说明共产党不想和谈，战争的责任可以推给对方；如果毛泽东去了，就趁着谈判的时间把兵力部署到位，同时在谈判桌上逼对方让步，最好能让他们交出军队和根据地。

无论哪种结果，蒋介石都觉得自己不亏。

共产党这边，对这三封电报研究得很仔细。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初步商讨谈判事宜，与会同志充分讨论此行存在的巨大风险与历史机遇；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决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同时确定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统筹后方全部工作，制定完整的应急方案。

如果不去的话，道义上先输一分，全国人民都盼着和平，共产党不能在这时候表现出拒绝谈判的姿态。去，就能在全国人民面前站稳立场，哪怕谈判最后谈不拢，这个努力过的姿态本身就有价值。

此次谈判确定的斗争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斗争求团结。

毛泽东在会上说得很直接："蒋介石以为我不敢去，我偏要去。去，就能戳穿他的假面具，去，就能争取全国的民心。"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平，不是在鼓劲，更像是说了一件他早就想明白了的事。

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多数人散了。毛泽东把刘少奇留了下来。

深夜窑洞的托付，做好最坏的打算

延安的窑洞里，深夜灯火通明。

刘少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资历深，处事稳，毛泽东信任他。在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将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这是会议上已经宣布的安排。但毛泽东留下他，不只是为了交代工作上的事。

窑洞里，两个人相对而坐。外面已经是夜里了，四周很安静。

毛泽东向刘少奇交代了后方工作的全部部署，充分预判重庆之行潜藏的风险，一旦发生意外，后方领导集体要扛起革命重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斗争。

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

8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党内通知，再次强调革命事业必须坚决依靠人民；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也反复阐释依靠群众、扎根群众的革命理念。这次深夜谈话，是革命战友之间沉甸甸的责任托付，整套风险预案，是党中央集体研究确定的制度安排。

刘少奇听完没有多说话。两个人都明白，说多了也没用，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剩下的只有等。

那一夜，窑洞的灯一直亮到天亮。

出发前一晚，朱德也来了。他走进窑洞，看着毛泽东，说："润之，你在前方，家里头，我替你守着。"

毛泽东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总啊，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输过？"

朱德摇摇头：“那倒没有。”“所以啊，重庆这场仗，照样不会输。”

这句话说得轻巧，但底气不是装出来的。经历过井冈山、长征、抗战，这些人见过比重庆危险得多的处境，硬是走过来了。去重庆，险是险，但不是没有把握。

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

延安机场那天来了很多人，机关干部、警卫战士，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也跑来了，密密麻麻站着。

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一一握手。刘少奇声音很低，说了一句："主席，家里的事，你放心。"毛泽东登上飞机前，回头向人群挥了挥手，没有多说什么。

飞机起飞，向重庆方向飞去。

落地重庆，43天里的暗中角力

8月28日下午3时，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穿着灰布中山装走下舷梯。到机场迎接的有重庆各界人士，邵力子、张澜、黄炎培、郭沫若都在。记者们围上来，毛泽东当场发表了书面谈话，说的是：当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这段话没有任何攻击性，措辞平稳，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效果很直接。

第二天，重庆《大公报》发了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新华日报》上也刊出了读者来信，说毛泽东来重庆，让外界对共产党的误解"完全粉碎了"。

这一趟来，在舆论上已经先赢了一步。

谈判的地点主要在桂园——那是张治中的公馆，张治中主动让出来给中共代表用。白天，毛泽东在桂园谈判、会客；晚上，他回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住宿。重要的决策都在红岩村研究，那里有一部秘密电台，和延安保持着联络。

周恩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事务，住所里每一扇窗户、每一道门闩，他都亲自检查过。

正式谈判从8月2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0日，前后43天。双方谈的核心是两个问题：军队怎么处理，解放区的政权怎么处理。这两个问题，是国共之间最根本的矛盾，也是谈判桌上分歧最大、争得最狠的地方。谈判期间有几次几乎破裂，都硬撑过来了。

谈判之外，毛泽东在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能见的都见了。有人私下问他，怕不怕被扣在重庆。他回答："怕？打仗都不怕，还怕做客？蒋先生要留我，也得问问全中国的人民答不答应？"

这话传开之后，很多原本对共产党持观望态度的中间人士，态度开始转变。

与此同时，延安那边也没闲着。国民党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向解放区发起进攻，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迎战，打了一场硬仗，最终歼灭阎锡山所部约3.5万人。这个消息传到重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气势明显低了不少。

早在赴渝之前，党中央就向前线将领下达指示：以有力的自卫反击配合谈判斗争。前线战场上的自卫胜利，极大改变了谈判桌上双方的力量对比。

战场上的胜利和谈判桌上的坚持，两件事同时推进，这是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真正的逻辑。

协定落地，该来的还是来了

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这一天，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后来常说的"双十协定"。

代表国民党签字的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代表共产党签字的是周恩来、王若飞。协定里写明了：双方认可"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同商讨建国方案。

协定签下来，是1945年中国政治格局里一件有份量的事。它意味着国民党在书面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多党参政的可能性。哪怕这份文件后来没有被真正执行，但它在当时争取民心、争取时间这件事上，作用是实在的。

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机场上又是一大群人。朱德和任弼时都来了。刘少奇站在人群后面，比出发时瘦了一些。两个人握手，没有说太多话。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他谈到了谈判的经过，也谈到了上党战役，还专门说了一段话："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这段话，正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

协定签了，不代表事情结束了。1946年6月，全面内战还是爆发了。双十协定没能挡住这一步，但共产党在重庆那43天里的表现，已经让全国大多数普通人看清楚了一件事：谁在真心想着和平，谁只是在走一个程序！

这个判断，后来影响了很多人的选择。

回过头来看重庆谈判，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事件，也不只是两党之间的博弈游戏。在那43天里，有一个人明知道这一趟凶险，还是去了；有一个人在延安守着，扛起后方全部工作重担。

回望这段历史，重庆谈判不是一次简单的两党交涉。毛泽东不惧风险奔赴重庆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谋划与担当。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底气，来自党的坚强领导，来自人民群众的拥护，来自全体革命军民不屈的奋斗。历史最终证明，民心所向，才是决定国家未来最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