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国垄断不了贸易平衡问题解释权

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将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推到国际经济议程前沿。会后，美方试图把此次会议塑造成一次针对中国贸易顺差的“集体施压”，并把其他成员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共同关切曲解为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支持。然而，从会议讨论及各方公开表态来看，G20成员真正具有共识的，是需要正视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外溢影响；围绕如何认识和调整失衡，各方仍有分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心贸易平衡，并不意味着就要接受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关税壁垒、单边施压和泛安全化贸易政策。

贸易平衡本就是G20长期讨论的重要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一直是G20的重要目标和共同愿景。贸易顺差过大可能带来失衡，但长期财政赤字、储蓄不足、过度依赖进口同样会造成失衡。事实上，本次会议的主席声明表示，持续顺差经济体和持续逆差经济体都需要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并明确将全球失衡监测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框架之下。这说明，全球贸易平衡是一个涉及储蓄、投资、财政、汇率、消费、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复杂宏观经济问题，很难用简单的“顺差有罪论”逻辑加以解释。

中国当然关心贸易平衡。近年来，中国持续扩大内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优质进口，持续改善国内消费和投资结构。中国也从未否认全球经济需要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再平衡。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平衡。世界经济经历数十年全球化发展，形成了高度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一国的贸易顺差，往往关乎产业竞争力、国际需求、储蓄投资结构、全球产业分工等各方面因素。把复杂问题压缩成双边贸易数字，再通过提高关税迫使贸易伙伴调整，只会把宏观经济问题异化为贸易冲突。

这也是此次G20会场传递出的重要信息。德国财长明确指出，美国持续挑起关税争端正制造不确定性并损害国家间信任；欧盟方面在关注中国贸易顺差的同时，也强调美欧自身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也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需要逆差经济体和顺差经济体的协调行动。各国对中国、美国以及自身经济结构都有不同的判断，但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全球经济失衡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按照自身利益单方面定义，更不能由拥有最大市场和金融优势的国家垄断“谁造成失衡、谁必须调整、如何调整”的解释权。

美国当前贸易政策的矛盾性恰恰在这里：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尊重美方所谓的“市场原则”，另一方面又更加依赖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产业补贴等干预手段，把越来越多的正常经贸活动与所谓“国家安全”挂钩。美国依据自身产业利益决定哪些国家哪些产品“产能过剩”，依据国内政治需要决定哪些贸易关系属于“安全威胁”，还试图要求第三国采取相同政策。如果这种做法持续扩大，全球贸易规则就会逐渐从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多边规则，滑向由强国决定的单边规则。

更值得警惕的是关税武器化。关税原本是国际贸易政策工具，美国近年来却频繁将其与地缘政治、安全议题、产业竞争甚至外交谈判捆绑使用。加拿大、欧洲、日本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种压力。当规则越来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需要时，国际社会面对的便是全球贸易体系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下降。

应对全球贸易失衡，已有现成的制度框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监督和政策协调，可以围绕补贴、市场准入、汇率、产业政策、贸易救济等问题展开谈判。不同国家也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双边经贸分歧。这样的机制可能耗时更长，却能够兼顾各国利益，保持规则稳定性，也能够避免贸易问题被无限政治化和安全化。

此次G20财长会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路径的选择。各国普遍希望减少失衡、维护产业安全、增强经济韧性，这些关切具有现实基础。但越来越多国家同样认识到，贸易平衡不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包装，经济安全不能成为单边主义的借口，多边规则更不能让位于关税胁迫。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更需要一个开放、稳定、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美国如果真正希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也应当回到平等协商和多边规则的轨道上来，正视自身长期财政赤字、低储蓄率和贸易政策高度政治化等结构性问题。

G20存在的意义，正是让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体坐在一起寻找、探讨共同规则。全球经济的平衡需要各国共同调整、共同协商、共同治理。把贸易问题变成强权政治的延伸，最终增加的只会是壁垒、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成本。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关税霸凌和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才是今天国际社会维护共同利益最需要坚持的方向。（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