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晚年揭秘：没有毛主席苟坝的那个雨夜，红军将全军覆没

1935年1月于贵州召开的遵义会议，堪称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而同样在遵义召开的苟坝会议，更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转折点。

遵义会议作出了红军北渡长江的决策，同时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将战略目标调整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同时，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冒着冷雨，沿着泥泞的小道走了3里多路，找到周恩来，说服周恩来撤销了原计划第二天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

当天凌晨1时，在讨论是否发动“打鼓新场战斗”的苟坝会议上，主席力排众议，说服中央领导集体取消了攻打金沙打鼓新场的军事决定。

后来周总理回忆说，没有毛主席苟坝的那个雨夜，红军将全军覆没。为什么说苟坝会议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呢？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决定建立红军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但是当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市遵义县苟坝这一带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时间回到1935年3月10日1时左右，在平正、干溪一线活动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人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而根据遵义会议的决议，红军的每次战斗行动，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

接替博古职务的张闻天在收到林彪等人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后，当即召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张云逸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20多人讨论。

此次会议上，与会人员争论异常激烈，会议持续了整整一日。红军在经历二渡赤水战役后，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场大捷——娄山关大捷。此役中，红军重创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以及黔军八个团，全军士气高涨，上下皆渴望再获胜利，战斗热情极为高昂。众人一致认为，此时对打鼓新场发起进攻，有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针对这一问题，只有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

对此，毛泽东从地形及敌我态势图分析，认为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我军已消耗了大量的重型装备和武器弹药，只能在运动中以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来消灭敌人，如果正面去进攻敌人坚固设防的城镇，在短时间不能取胜的话，将会面对国民党在黔的全部部队，面临南北夹击的困境。

“红军当时在时间与空间上均受到压缩，在人员数量、武器配备等方面皆逊于国民党军。”葛镇亚后来回忆道。

据相关资料介绍，若双方交战，彼时红军仅三万人，却需抵挡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当时蒋介石于周边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其中包括滇军孙渡部三个旅、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犹国才部两个团、上官云湘部一个师，还有曾于土城与红军激烈交战的川军郭勋祺部三个旅、黔军蒋德明部一个团，以及蒋介石嫡系薛岳部五个师。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二局从截获的敌方密报中，也验证了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该密报确认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且离打鼓新场最近的部队还不到2个小时路程。

但是，会议中，大家都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否决了毛泽东的分析意见。在最终的表决环节，从最初的有1人支持到后来的无一人支持。大家都一致通过第二天一早就攻打打鼓新场的决议。因为只要拿下打鼓新场，整个部队就可以进行休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补充。

会场上，毛泽东无法说服大家，僵持之下，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让大家表决，最终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不仅如此，还免除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倘若没有他此后的持续坚持，其后果将难以估量且极为严重。

然而，返回住所的毛主席并未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再次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反复思索与深入分析。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此时已至深夜。即便外面正下着雨，他也毫不迟疑，随即让警卫员打着马灯，自己则踩着泥泞的小道，徒步跋涉三里多路，赶赴周恩来总理的驻地。

见到周恩来后，毛泽东便立即对其分析我军当前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并反复说明其中的利害得失，最终成功的说服了周恩来。最后，毛泽东、周恩来又连夜找到朱德，把朱德也说服了。统一意见后，3人又组织大家召开会议，动员大家看清眼前的形势，才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事实证明，毛主席坚持原则、以少数意见说服多数从而形成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正确决策让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再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苟坝会议后，原有的由二十余人参加中央会议来决定军事行动这一领导方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在战争的战场上，形势可谓瞬息万变，与会人员的意见又难以达成统一，如此一来，不仅会延误军事行动的进度，还极有可能错失诸多战机。

毛泽东指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军事指挥的最高机构，不能像以前那样由许多人参与的集体讨论，有必要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授权，来指挥军事问题。最终，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的“三人团”的诞生。由此，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明确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针对苟坝会议上出现的分歧，葛镇亚认为，各大军团的政委大多是深谙军事作战之道的军事家，他们更为看重攻城略地，通过此方式收缴武器以武装自身。然而，毛泽东主席所洞察的是更为深远层次的问题，彼时红军更为关键的任务是保存实力，以谋求后续的发展。

后续的历史实践证明，此次会议所总结的“打是手段，走是目的”这一思想，在之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了完美践行。这使得我军能够在付出极小代价的情况下，多次成功突破敌军重围，赢得胜利。

不难设想，倘若没有毛主席在苟坝冒雨前行的那个夜晚，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