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我军包围余姚城，虽半小时后即撤围，日军却吓得从此不敢出城

严峰，曾用名严戴顺、严小雨，1925年2月出生，浙江鄞县（现宁波鄞州区）仗锡乡茅锅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加入民兵进行抗日动员工作，1944年4月入党。

17岁时，严峰长成一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可是就在这个年代，日本侵略者投入大量兵力，悍然入侵中国的土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日本鬼子实在是坏透了，到村子后调戏妇女、随意打人。你要是看见他了，必须对他毕恭毕敬的，也不能转身逃跑，否则他就会直接开枪，之后走的时再把村里的粮食、牲畜、鸡鸭鹅等能吃的全都抢去。

更可气的是，他们还会在村民的做饭锅里拉大便，简直就是猪狗不如。日本鬼子的所作所为，让严峰感到特别屈辱，也慢慢地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血性。

于是就在1942年这一年，怀着对日军的仇视，严峰毅然加入了当地的民兵队。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斗志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岚乡、他锡乡一带，侦查放哨、传递情报、动员抗日、为前线运送粮食。

严峰虽然没有在前线战场上与日军正面作战，但是他和战友、同志们一次次的后方行动也在大力地支持着抗日工作。

1944年4月，让严峰这一生最感兴奋与自豪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晚上，民兵队的队长沈功治把他和另一个民兵队员严大康单独带到甘竹狱殿（庙宇）里，说是有一项特殊的工作。俩人当时都很纳闷闷，看队长神神秘秘地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可队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沈功治说：“我不仅仅是民兵队的队长，还是一名地下党员，是大岚乡的党支部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观察，我觉得你俩抗日信念坚定，不怕牺牲，表现突出，符合加入共产党条件，所以今天晚上叫你俩过来，就是想要发展你们成为我党的一员。”

然后，沈功治就和俩人讲了很多我党的历史、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他说，我党坚信日本鬼子必将投降。这话让俩人非常振奋。三人谈了很久，到天快亮时，沈功治带着他们进行入党宣誓。

严峰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就这样，严峰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也是要冒生死风险。

此时，国民党已经背弃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对共产党迫害很深，对共产党员是见一个杀一个，可以说共产党是腹背受敌，前有日本鬼子，后有国民党反动派。为此，沈功治给严峰起了一个新名字“严小雨”，。

当时，严峰只知道沈功治和严大康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一概不知。党员间实行的是单线联系，就是为了保密，防止遭到国民党的迫害。

第二天回到家后，严峰把入党的事偷偷地和母亲讲了，他母亲吓坏了。她害怕会失去严峰这个儿子，跪下来求他，不让他加入共产党。

严峰跟母亲怎么讲道理都讲不通，但他一心加入共产党，毫不动摇。最后母亲见他如此坚定，也无奈地同意了。但严峰并不怪母亲，他知道这是母亲对自己无言的爱。

没过多长时间，严峰在民兵队就有了自己的武器——一支土枪。他拿着枪同战友们一起到处打日本鬼子，骚扰他们的据点。

1944年，日军在余姚县城里驻扎了大量兵力，经常出城扫荡、掠夺周围的村庄，对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害。

10月份，民兵队接到命令，要与区大队配合新四军一纵部队和浙东游击队攻打余姚县城的日军。

城里日军很多，而且武器装备精良，火力很猛。相比来说，我方的装备就差远了，严峰感觉要打进城去基本上不可能。但是他当时的信念很坚定，作为一名党员，他也是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只要部队发起冲锋命令，就会毫不犹豫地带头冲锋。

可进入阵地大概半个多小时后，民兵队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放弃攻打余姚县城。这让严峰觉得多少有些遗憾。

后来他才知道，部队并不是硬要拿鸡蛋去碰石头，这一次攻打余姚城日军的真正目的并非要歼灭鬼子，而是一次佯攻，主要是为了压缩日军活动范围，让他们知道我军有大量部队分散驻扎在余姚周围，从而不敢轻易出城去搜刮、祸害周围村庄。

此后，民兵队只要侦察打探到日军出城，就会配合正规部队伺机骚扰偷袭，迫使日军主动将防线移至余姚城内，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日军对周边抗日根据地的破坏。

1949年，严峰任浙江省鄞县仗锡乡宣传委员，后调至大皎乡任乡长。1950年，严峰任鄞县公安局副局长，于1954调至黄岩，历任黄岩县公安局副局长、乌岩区公所区长、长潭水库科长、县拖拉机站站长、金清农场副场长、副书记、县移民办副主任等职。

1988年，严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