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广州起义的决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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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广州起义的决策经过

来源：军事历史1990年06期

作者：杨学军

1927年12月11日至13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中央中央、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按照八七会议制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择在工农基础较好的广州、在粤桂军阀冲突的有利时机举行的，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雄伟画卷中光辉的一页。

广州起义的酝酿和决策长达4个多月，几经反复。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3日作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制定了《广东农运暴动计划》，派罗绮园赴广东传达。党中央为加强对广东等地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成员有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和黄平。南昌起义军南下期间，党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和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两广等地暴动和政治，军事工作，并由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

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决议和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策略。会议制定了配合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举行广东暴动的计划。关于广州地区暴动问题，该计划指出：“广州暴动即在我军进攻石滩（今增城县南部）时，沿三条铁路之工农及市内罢工工人，工代会工人同时动作”。会议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3个暴动委员会，准备发动上述地区农民暴动，迎接南昌起义军。会后，省委将暴动计划上报党中央，同时派人分赴各地进行暴动准备工作。

党中央接到省委报告后，复信同意省委的暴动计划，但强调暴动“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军队到来”。

8月下旬，由于蒋介石的下野和南京方面军队在津沪线上与直奉军队作战失利，由桂系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企图与武汉国民政府妥协，国民党宁、汉、泸三方酝酿合流。党中央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武汉当局有可能停止东征，转兵南下广东，遂于22日致信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求“叶、贺之师须迅速到达目的地，占领东江，迟则恐被李（济深）、张（发奎）、朱（培德）等联合围击，如能早拿住东江两个星期，则反客为主，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为配合南昌起义军占领东江的行动，广东省委决定加快在广州的暴动准备。9月12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制定了广州工作大纲。会后，派黄平、杨殷和黄锦辉等人赶赴广州，领导工运和兵运工作。

21日，广东省委向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出通告第9号，决定将广州市暴动委员会改为革命委员会，并在潮梅、海陆丰、惠州各区暴动委员会下及琼崖、南路各县亦设革命委员会，指挥当地暴动及暴动胜利后工作。

10月初，中共中央获悉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利，遂致信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求南昌起义军“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旋因南昌起义军在流沙失败，党中央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10月12日，党中央致信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夺取全省政权。”党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停止执行广州暴动计划，“迅速地领导工人起来做大示威运动……争自由和改善经济的斗争应实际的举行。”党中央虽然对广东的工作进行了调整，但这一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

是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了《最后工作纲领》。纲领指出：广州起义是一独立的行动，“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党中央和省委决定在广东暴动“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李（济深）、黄（绍竑）、张（发奎）已成为鼎立之势，而互相争夺广东政权之斗争益烈，火拼之期愈近”；“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还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

会后，张太雷于15日赶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广东省委的工作计划。与此同时，省委接到党中央停止执行广州暴动计划的指示信，遂遵照执行，将工作重心转到发动全省各地农民暴动和广州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上。

11月9日至10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正处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暴动是现代阶段党的主要行动方针，而“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暴动的城市是“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为此，党中央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广州，委托苏兆征、张太雷起草《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

其间正逢广州政变爆发：11月17日，一心欲独占广东的粤系军阀张发奎令其部下黄琪翔在广州发动倒桂政变，向李济深部发动突然袭击，控制了广东军政大权。桂系黄绍竑逃离广州后，迅速调集大军于两广交界处和粤北，伺机反扑。粤桂战争在即。

《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针对这一事件，指出：广东工农群众在政变中唯一的出路是“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采取10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省委发表一个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广州工人开展一切斗争，形成全市的政治总同盟罢工，夺取政权；海陆丰的工农革命军，准备进攻惠州、广州；广州市郊和中路各县的农民起来暴动，破坏交通，向广州集中；退在江西信丰的南昌起义军朱德余部开往老隆、兴宁、五华、紫金等地发动农民暴动；派军事干部打人驻粤国民党军下层，煽动士兵哗变，加强农民革命军，等等。17日晚，党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和通过了这一决议案。

11 月20日，张太雷离开上海赶赴香港，布置暴动工作。在此之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派诺伊曼到广州参加领导暴动。诺伊曼到达广州时正遇广州政变，广州政局动荡不宁，驻防西江的黄绍竑、东江的陈济棠、南路的徐景唐等部随时可能进攻广州。12月2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张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为摆脱困境，一面调遣主力于西江等地设防，一面派代表同共产党谈判，希望得到工人支持，共同反对桂系。党中央和广东省委一直对张发奎的动向保持警惕，《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指出：“广东工农群众，尤其是本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若有丝毫依赖张、黄等实力恢复工会，农会的心理或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赞助此次政变的毛病，其影响都是发展机会主义的遗毒和阻碍工农暴动的进行”。

诺伊曼是知道党中央对张发奎的态度的，但他到广州后却认为：“张发奎、李济琛的冲突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我们如果现在广州暴动，即是帮助了李济琛。”为此，诺伊曼主张“以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和黄琪翔说话”。诺伊曼的意见，遭到中共广州市委负责人吴毅、张善鸣和贺昌的反对。此后，诺伊曼到香港出席广东省委军委会议，会议认为“绝对不能与张妥协，广州应准备暴动。”紧接着，广东省委又召集会议，认为“广州目前固然夺取政权一时不可能，但积极准备及目前骚动是必要的”；同时指出在广州暴动夺取政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要积极发展群众的经济争斗，以至杀工贼改组委员夺取工会，一直达到最高点工人自己起来暴动。2、敌人的统治摇动，社会秩序敌人已无能力维持。3、要张、李成争打到最厉害的时候。4、要各地农民暴动起来与广州一致。5、要一般市民开始厌恶军阀战争，最低限度不积极反对我们。”

据此，广东省委于11 月25日向各县、市委颁布第25号通告，指出：“此次张、李的冲突只是两派军阀互相（争夺）地盘，加重屠杀剥削工农群众的战争，所以我们要率领两广工农全体起来反抗战争，利用两派军阀互相厮杀，内部瓦解之时，应扩大各地工农暴动，以联合各地零碎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以扑灭此两派军阀，建立工农兵的政权”。通告要求“全省各县农民应在这军阀战争、交冬租、年尾还债日期，一致起来暴动”，“各地农民暴动的潮流应导之使趋向政治、经济及无产阶级中心之广州。”通告还特别强调“广州四郊农运亦须放在最重要之地位，而受极端注意”。但由于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党组织的工作偏重于工人运动，对市郊农民运动很少发动，致使郊区“农村之中简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中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因此，郊区农民的发动困难很大，广东省委对之也没有作出具体部署。

11月26日晚，张太雷、黄平、吴毅、陈郁、沈青和王强亚等人在广州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党中央17日关于广州暴动的决定。会议认为：在张桂战争爆发之机，“一方面广州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夺取广州政权方有出路；一方面张、李两军阀的血溅，（给）广州工人以机会”，所以决定“立即暴动”。会议规定了暴动的准备方法：

“（1）召集全体工会同志一致活动，筹备总同盟罢工（此非示威性质，而为领导暴动的总同盟罢工）。（2） 组织赤卫队筹备武装暴动。（3）加紧张发奎军队内的工作，使暴动时有一部分军队投到工人方面。（4）市郊农民的暴动。”会议还决定对广州工农兵发表一个宣言。

是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成立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3人组成，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

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与此同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张太雷在黄平、杨殷的协助下负责起义的全盘规划；恽代英负责宣传；周文雍负责组建工人赤卫队；黄谦、赵自选等负责组建广州郊区的农军；徐光英负责制定具体的军事计划；聂荣臻、黄锦辉负责筹划解决军火。另外，党组织还派徐向前等—批军事干部担任工人赤卫队指挥员。

正当起义紧张准备的时候，广州的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州政变后，因失权而不满的原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指责这次政变是汪精卫同共产党携手所为。汪为开脱自己，并防共产党占领广州，于12月初派其妻陈璧君到广州与张发奎等密谈，要求张清除第4军等部中的共产党员，杜绝隐患。此间，第4军教导团中的反动分子向张发奎密报教导团可能举暴，引起张警觉。是月9日至10日，汪精卫从上海连发4电给张发奎等人，要求对共产党采取行动。张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不顾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人的反对，决定解散教导团，镇压共产党，下令自9日起，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中共广东省委于12月10日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发动”。同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果断决定起义提前到11 日举行。

12月11日凌晨3时许，第4军教导团在张太雷、叶挺等人指挥下宣布起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