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景观人类学本土化的范式重构

景观人类学的范式超越，本质上是对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突破，体现了中国古老智慧的当代回归。

原文 ：《景观人类学本土化的范式重构》

作者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周丹丹/副教授 李文恒/博士生

图片 |网络

当代景观研究正经历从视觉中心主义向关系性、实践性范式的转变。西方景观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中，逐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而中国本土景观知识谱系依托“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天然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知壁垒与视觉中心主义的局限，为景观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西方传统景观认知的视觉中心主义

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景观”（landscape）长期被置于视觉美学与表征秩序的框架内。其荷兰语“landschap”的词源本义为“从某个单一视点所看见的一片土地”。16世纪末，荷兰画家率先将其转化为绘画术语，17世纪风景画派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凸显了“景观”作为“看”的文化实践，固化了视觉中心主义的景观认知。正如赫希所言：“景观概念的绘画起源具有深远影响。”

虽然近现代地理学等学科拓展了跨学科的景观认知，但景观始终被塑造为可供观看、规划与支配的客体。施吕特尔的景观地理学强调其地表可见形态，索尔的文化景观学派仍以视觉可见的物质形态为中心；规划学与建筑学则将景观视为可设计、可支配的空间秩序，服务于人类视觉偏好与功能需求，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空间支配逻辑。在经典民族志中，景观长期被“悬置”，仅作为文化发生的“背景”。无论是埃文斯-普里查德笔下的尼罗河环境，还是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珊瑚礁与丛林，都只是社会生活的舞台布景，其自身的文化能动性与意义生产性被遮蔽。这种以视觉为中心、以人类为主体的认知模式带来三重深层困境。一是割裂了人与环境的有机联结，将空间置于主客对立的结构中；二是遮蔽了景观深层的文化意涵，如记忆、信仰、认同与权力等；三是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前提，否定非人存在者的能动性与内在价值。西方传统景观认知深陷视觉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困境，使景观沦为“被观看之物”。

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发展与本体论转向

景观人类学的兴起，首先超越了经典民族志中“景观作为背景”的传统定位。传统人类学多将自然环境视为文化的外部条件，而非文化实践的内在构成。而景观人类学明确将景观视为核心研究对象，强调景观并非先于实践而存在的客观空间，而是在地方社群的生产生活、仪式活动与集体记忆中持续被建构的文化过程。由此，景观人类学重新追问景观的生成机制、意义结构与实践逻辑，构建起一种超越主客二分、兼顾文化与生态的分析框架。这一转向包含两层重要突破：一是从外部观察者转向局内人感知视角，重视地方行动者的空间体验；二是从静态结构转向动态实践视角，将景观理解为不断生成、协商与再生产的社会文化事实。

1995年，《景观人类学——地方与空间的视角》问世，标志着“景观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诞生，其研究重心在于突破视觉中心主义与静态景观论的观念，强调“景观是一种文化过程”。此后，伴随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景观人类学进一步实现范式变迁：从早期强调“文化塑造空间”的人类中心逻辑，走向倡导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承认非人之物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景观不再只是人类文化的投射，而是人与非人存在物共生共构的关系场域。

由此，景观人类学研究重心从赫希强调的“文化实践过程”转向罗安清所说的“多重存在的共生关系”，从意义表征转向物我关系。栖居视角、任务景观、多物种民族志、物种间性等理论资源的引入，共同推动景观人类学走向更具整体性、关系性与生态性的理论格局。

中国本土景观知识谱系的内在逻辑

在西方景观理论不断挣扎于视觉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双重束缚时，中国本土知识谱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景观认知体系。它不以某个单一概念对应西方的“landscape”，而是以“山水”“田园”“园林”“土地”等景观概念为核心范畴，形成整体关联的本土景观知识体系。这并非纯粹美学观念，而是贯穿宇宙观、社会秩序与精神追求的文明底层逻辑。“山水”最具精神高度和超越性，是融合审美、信仰与生命境界的整体性空间；“园林”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有限的人造空间中师法自然，实现精神的平衡与超越。“田园”以农耕为基底，将生产、生活、生态融为“三生合一”的实践空间，承载着农耕文明的秩序感与归属感。“土地”与农耕、生计、乡土伦理、祭祀等深度相关，是普通民众的生存生境与传统社会存续的根基。四大范畴共享 “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与西方主客二分传统不同，中国思想视人与自然为同源、同构、互感、共生的有机整体。景观并非被观看的客体，而是人栖居与安顿身心的关系场域。此种认知强调身心合一、通感统觉与物我相融，与西方景观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深层契合。

当然，契合并非等同。西方理论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事后反思，而中国本土智慧是数千年延续的内生实践体系，具有更强的整体性与日常性。本土知识并非西方理论的补充，而是具备独立理论价值、可实现学科超越的文明资源。

范式重构：本土化路径与当代意义

以中国本土景观知识谱系为参照，景观人类学的本土化建构并非简单的“西方理论加中国案例”，而是深层的范式重塑与理论创新。

首先，本土知识谱系提供了更具整体性的文明根基。山水、园林、田园、土地等多元范畴突破了西方“景观”概念的视觉窄化，将空间研究从审美表象扩展至宇宙秩序、乡土生活、社会伦理与精神世界。“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成熟的哲学框架。

其次，本土智慧有助于完善景观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对象上，可将乡土聚落、农业文化遗产、传统园林、山水信仰空间等纳入核心议题；在研究视角上，确立关系性、实践性与整体性的分析路径；在研究方法上，实现景观志田野与本土人文阐释的深度融合，形成兼具国际视野与文明主体性的学术话语。

最后，本土化理论建构能更有效地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议题。在乡村振兴、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治理与城乡空间更新等实践中，以“物我共生”为核心的景观认知，有助于避免单一视觉化、功利化的开发逻辑，守护地方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完整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空间实践。

古老智慧的现代回归与诠释

立足本土知识谱系推进景观人类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构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理论体系，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也为重构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具有文明深度的价值指引。未来研究应结合农业文化遗产、乡村聚落等具体案例，推动本土理论的实证转化。

景观人类学的范式超越，本质上是对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古老智慧的当代回归。这既为景观人类学的理论创新注入了本土活力，又让其最新发展趋势获得深厚的文明支撑。走出以人为中心的“凝视”困境，人类才能真正回到那片活生生的土地，在“栖居”中重建人与家园的深层联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社会学研究”（25BSH027）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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