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2026年以来，北京房产纠纷案件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征。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2025年全市法院收案1350291件，比上年增长39.0%，结案1216193件，增长20.3%。其中，审结涉婚姻家庭、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案件166509件。涉婚姻家庭、继承、房产类民生案件始终占据相当比重。
一、涉老房产继承纠纷持续上升
北京二中院2026年7月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至2025年该院审结的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占同期家事案件的比重，由2021年的4.4%升至2025年的15.5%。五年间共审结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案件570件，其中遗嘱继承类纠纷占比超八成。
从涉诉财产类型来看，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作出财产处分的老年人中，80至89岁占比最多，达64.3%。北京二中院分析后发现，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部分老年人出现“反常”财产处分行为、财产处分意思表示多变的现象较为突出。
二、遗嘱形式瑕疵是常见问题
在上述570件案件中，490件为遗嘱继承纠纷，其中99件遗嘱存在形式瑕疵，占比达20.2%。瑕疵覆盖自书、代书、打印、录像等各类遗嘱，具体表现为日期瑕疵、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和内容瑕疵四类。
以北京二中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例：当事人提交的打印遗嘱除落款签名外均为打印内容，且由与遗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继承人代为打印，法院认定该遗嘱不符合有效遗嘱的法定形式。另一段视频遗嘱因未记录见证人身份信息和录制时间等关键信息，同样被认定为无效。
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艳在通报典型案例时表示：“遗嘱属于要式法律行为，其严格的形式要求旨在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保障遗嘱能够切实体现立遗嘱人处分遗产的真实意愿。”
三、基层法院房产纠纷的治理实践
在基层层面，不同区域的房产纠纷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北京通州法院2026年8月召开的新闻通报会显示，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推进，农村房产权属纠纷占比较高，近三年来农村房产权属纠纷和以房产为争议对象的邻里纠纷占全部涉农案件的60%以上。通过积极参与村级12345工单化解等诉前调解机制，2026年1至6月通州法院新收涉农村房产纠纷案件仅700余件，同比下降约50%。
昌平区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情况则不同。据昌平区法院2026年6月通报，近五年来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共受理民事案件25604件，涉众型批量案件特征鲜明，居住权益类纠纷呈多发态势。其中房屋租赁、继承、离婚等五类案件占比过半。同样位于昌平的某案件，当事人通过律师深入调查，先后九次前往医院、锅炉房、物业等场所取证，最终找到立遗嘱人已被诊断为认知障碍的医院诊断报告，据此主张遗嘱订立时立遗嘱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院采纳了该意见。
四、房产纠纷中的证据收集难点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房产纠纷尤其是继承类案件中，证据收集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因素。能否取得立遗嘱前行为能力诊断证明、历年签字样本比对等证据，直接影响遗嘱效力的认定结果。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2026年7月印发《北京市不动产继承（受遗赠）登记操作规范》，落实民法典遗产管理人的新规定。海淀区法院2026年4月也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提醒，当事人应明确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前提要件。这些政策调整和司法实践表明，房产继承领域的规则正在持续细化。
五、几点观察
从2026年的情况来看，北京房产纠纷案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一是涉老房产继承纠纷占比持续上升，遗嘱形式瑕疵问题突出；二是不同区域的纠纷类型存在差异，城区与农村、核心区与近郊区的案件特征各不相同；三是证据收集的难度和重要性同步提升，尤其在遗嘱继承领域，形式要件的合规性直接决定遗嘱效力。
对于涉及房产纠纷的当事人而言，了解案件所属类型和对应的证据要求，或许比单纯关注案件结果更有实际意义。在遗嘱订立阶段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在纠纷发生后系统梳理证据链条，是应对房产纠纷的两项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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